胡适自成年之后，就一直都是高收入，但死后遗产仅153美元，也没留下任何田产，巨额

胡适自成年之后，就一直都是高收入，但死后遗产仅153美元，也没留下任何田产，巨额资金都到哪里去了？说来奇怪，基本都送人了。 这事要从胡适死了那天说起，1962年，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他去开会，走着走着，人就倒了，心脏……停了。 秘书王志维赶来，慌着要把他的遗物收一收，家里其实也没多大，就是书多，纸一摞摞堆着，写到一半的讲稿还放在桌上，茶杯是凉的，烟灰缸倒是满的，打开抽屉，找了半天，现钱……153块美元。 不过也有一说是135，但都不多，说白了，就是一个北大退休教授中风之后被推进急诊室那点押金钱。 这个数字一传开，大家都吃了一惊，有的骂，说怎么活得这么不拎得清，挣那么多钱，结果一点不剩；也有感慨，说这人清高得过了头，一屋子纸稿子，全当宝贝，自己都不当回事。 但这事，不能只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得往前翻，翻到那些别人还活着、手伸出去正等着拉一把的时候。 最常被提起的，是林语堂。那时候他在哈佛留学，钱花完了，整个人跟耗尽电似的，冷天里窝在角落写信，说能不能帮帮忙，借一千美元，他说是借，其实是要饭的口气。 胡适收到信，没多说什么，回信里说：这是北大的工资预支，等你回国，到北大任教就行。 林语堂还真信了，回国报到，蒋梦麟摇头：“学校从没批过这钱。”林才知道，那钱是胡适自己掏的，连“借”字都没提。他一共给了两回，两次都是一千，一句“还钱”都没说过。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8年，许广平为了把鲁迅的全集出版出来，憋着一口气到处找人搭把手，可那时候鲁迅的书，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个麻烦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没人愿意惹这身腥。 许广平去敲胡适的门，他没推没拖，答应得干脆，直接挂名做编辑委员，还帮着搭线跑手续，那时候他自己也知道会被人骂“虚伪”“作秀”“吃鲁迅的冷饭”，但他不说什么，事办完了，也不说什么。别人说他是装的，他就当听不见。 1950年代他人在美国，没了职务，也没了正经收入，但这人只要还有口气在，就不改那毛病。 许倬云想出国深造，去芝加哥大学，可学费一筹莫展，家里也拿不出。胡适知道了，亲自跑到纽约郊区，找了四趟，一个叫徐铭信的华侨，硬是劝他掏了1500美元。 人家一开始说不愿意捐，说什么文科没用，救国得靠理工科，可他磨叽、磨嘴皮子、磨情分，终于让人点头。这笔钱，许倬云记了一辈子。 他也不是只帮文化人。台北那会儿，有个卖烧饼的，叫袁瓞，算是他家里常来的小熟人。 那人一天在他家闲聊，说自己鼻孔里长了个小瘤子，不知是不是癌，胡适听完，就低头在信纸上刷刷写了一段话，写完递给他：“拿着去台大医院，告诉院长，是我的朋友，一切费用我负担。”这话轻，可这背后，是信任，也是不分你我。 再说李敖。那时候李敖还是研究员助理，薪水拖欠，他写信给胡适，说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别人一看这种信，可能一笑了之，可胡适没笑，他从兜里掏出一千元支票，寄过去。也不说“你得记着我这情分”，更没提利息。钱出去就跟风吹一样，哪去了，他从不问。 最妙的那封信，是写给陈之藩的。陈年轻时在美国念书，胡适借了他400美元，后来他工作了，想着赶紧还钱，怕欠着不安。胡适回信说，你不该这么急，我借出的钱，从不盼着收回来，因为我知道这些钱，总是一本万利——“利息在人间”。 这句话，说得不响，却扎心。 人们总爱谈他的自由主义、白话文运动、方法论革命，可这一句“利息在人间”，可能才是他心底最软那根筋。他不是不会理财，是不想用钱做盯人的绳子。他的算盘不在账本上，在人心上。 有的人说他是个“傻人”，说他被人拿捏，借钱不收，别人反倒嫌他多事。 他没反驳。还有人笑他，名声那么大，结果死得清清爽爽，一百多美元，不够请台北城的棺材铺。他也没回应。生前他不讲这些，身后也没留话，所有的证据，全藏在别人记住的那几封信、那几张支票、那几个故事里。 没人见过他愤怒地追账，也没人见过他把帮助当筹码。 他帮你，是因为他觉得你过得太苦了，是因为他兜里还有点东西，不帮难受。他帮你完，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不指望你磕头，也不指望你登报感谢。 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有钱但不拿钱当本事”的人。 他知道什么叫底线，也知道什么叫寒碜。他让人觉得舒服，是因为他不炫耀，他用温和的方式做难的事，不抢风头，却把人扶上马。 你说他穷吗？他身后剩的钱的确少得可怜，可他活着的时候，撑过那么多人，他的钱散在太多人的人生路上，已经不是账本能算得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