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杨文海以为自己完了，不料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1938年的宁夏银川，看着离抗战主战场挺远，但那股子紧张劲儿一点不少。当时的宁夏在军阀马鸿逵手里攥着，他对日本人是半推半就，可对共产党，那是下了死手地防。就在这么个地方，想干点革命工作，那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杨文海，是当时宁夏省立实验小学的一个进步教师。这人什么来头呢？搁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有理想、有热情的“文艺青年”。他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咱们，也看不惯马鸿逵那套假抗日、真割据的做派，总琢磨着得为国家干点啥。 机会说来就来。1937年，江苏那边来了个“新安旅行团”，一群半大孩子，一路演戏、唱歌，宣传抗日。这事儿一下子点燃了杨文海心里的那团火。他想，孩子们都能做的事，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凭啥不行？ 说干就干，杨文海联合了学校里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师，比如薛云亭，在高立天这些开明校长的支持下，偷偷摸摸地成立了一个叫“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后来为了活动方便，才改名叫“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 别小看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娃娃兵。他们有自己的团歌，有“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的口号，热情高得很。在杨文海和后来成为宁夏工委书记的李仰南的指导下，这帮孩子走上银川街头，画漫画、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把抗日救亡的道理讲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来，台底下好多老百姓都跟着掉眼泪。 这动静一闹大，马鸿逵的特务就盯上他们了。在特务眼里，这群孩子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在撑腰，那个领头的杨文海，自然成了头号目标。 这天，杨文海刚上完课，准备出校门去一个秘密联络点。他心里盘算着事儿，步子迈得有点急。 谁知道，刚走到校门口，迎面就撞上两个穿便服的汉子。这俩人眼神不对，直勾勾地盯着他，其中一个更是直接伸手把他拦了下来。杨文海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好，这是遇上特务了。 他强作镇定，脸上挤出个笑容：“两位找谁？” 那特务上下打量着他，眼神像刀子一样，想从他脸上刮出点什么来。杨文海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手心里全是冷汗。他以为对方下一秒就要掏出手铐，或者直接把他摁倒在地。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那特务并没有动手，反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认识侯振斋吗？” 这句话一出来，杨文海整个人都愣住了。侯振斋？这是谁？他飞快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组织里所有同志的名字和化名，根本没这号人。他心里的弦立马又绷紧了：这是特务在使诈，想套他的话！ 杨文海是什么人？他是在刀尖上跳舞的地下党员。他立马装出一副茫然又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皱着眉头说：“侯什么？不认识。我是这儿的老师，你们找人去传达室问啊，别耽误我回家吃饭。”说完，他侧身就想走。 那特务看他这反应，似乎也没看出什么破绽，反倒有点犹豫了。其实，这特务也是接了命令来抓人，但他手里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实验小学教师杨文海”这个名字，压根就没见过真人。他在校门口堵人，就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诈出一个线索来。他问的那个“侯振斋”，其实是他们怀疑的另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想看看能不能从杨文海这儿“一石二鸟”。 眼看杨文海要走，另一个特务有点急了，又拦住他说：“你别走，跟我们去个地方，聊几句就回来。” 这下杨文海明白了，对方是铁了心要带走他。硬闯肯定不行，只能智取。他忽然“哎呦”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满脸痛苦地说：“不行不行，我这老胃病又犯了，得赶紧回家吃药。”他演得太像，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脸色也变得煞白。 特务们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在学校门口动粗，影响不好。看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学校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冲了出来，一下子就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杨老师！杨老师你怎么了？”几个“少战团”的孩子眼尖，看见杨文海蹲在地上，立马围了上来。 特务一看这阵势，头都大了。孩子一多，嘴就杂，万一闹起来，他们想悄无声息地抓人就彻底泡汤了。领头的特务恶狠狠地瞪了杨文海一眼，骂了句：“算你运气好！”然后带着人，悻悻地溜走了。 杨文海在孩子们的搀扶下站起来，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他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这次能脱险，一半靠演技，一半靠运气，但更重要的是，他顶住了压力，没有自乱阵脚。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杨文海和宁夏工委都意识到，敌人的网已经越收越紧。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组织上决定，让杨文海、薛云亭这些已经暴露的骨干成员立刻撤离，前往延安。1938年10月，杨文海告别了他亲手创建的“少战团”，踏上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