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孙玉芹盯着报纸上"氢弹之父"四个字，心想："原来老头子瞒了半辈子的秘密，是去造氢弹了啊！" 孙玉芹把报纸折成四方，塞进围裙口袋，像藏一张过期粮票。厨房里，煤球炉咕嘟咕嘟熬着白粥，热气爬上她眼角，熏得发湿。二十年，她给于敏开过无数次门，门轴吱呀一声，外头不是风雪就是黄沙，丈夫背包带勒得肩膀发紫，开口永远是那句：“出差。”她回一句“别等我”，像递给他一把伞——收了，人就淋不着家常里短。 1961年冬天，她挺着七个月肚子去海淀副食店排队买羊肉，冻得人直跳脚。邻居大嫂问：“你家老于呢？媳妇要生还出差？”孙玉芹笑笑：“科研任务。”四个字把天聊死。夜里她窝在单人床上，数屋顶裂纹，像数丈夫没回家的日子。羊水破那天，她扶着墙走到北医三院，产房里惨叫此起彼伏，医生问：“家属呢？”她咬牙：“在前线。”前线不是枪林弹雨，是京郊一座灰楼，于敏在里头算一道方程，稿纸铺满水泥地，谁也不敢踩——踩了就是“破坏国家机密”。护士抱来襁褓，她汗湿刘海，第一眼看的不是孩子，是病房门口，空荡。 大女儿会说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却只在照片里见过。黑白照上的于敏穿中山装，扣子扣到顶，笑得像来不及收拢。孩子伸手抠照片，孙玉芹把相框抬高：“爸爸出差，给咱打大老虎。”她嘴里的大老虎，是隔壁孩子画的卡通，她心里的老虎，是报纸上那些“美帝核威胁”标题，铅字像炮弹，一排排压过来。 1973年，二儿子发高烧，四十度抽搐。她抱孩子挤1路公交，窗外雨刷器吱嘎乱响，像催命。急诊室走廊白得晃眼，她兜里只剩五块钱，于敏突然从雨里冲进来，棉袄滴水，笔记本护在怀里。他塞给她一沓皱票子，毛票块票都有，像刚从不同口袋掏干净。孩子哭一声，他肩膀抖一下，眼睛却瞄向手表。孙玉芹知道，那是实验倒计时。她推他：“走吧，别等我。”于敏转身，鞋踏出水花，背影几秒就融进雨幕。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嫁的不止是男人，还是国家偷偷借走的“算盘珠子”，算的是万分之一秒的爆炸，还的是千家万户的安稳。 1982年，她带俩孩子去西北基地探亲。火车晃了三天，戈壁滩风像刀，刮得人脸生疼。于敏站在站台上，头发花白，工作服油渍斑斑，先抱孩子，再抱她，手臂骨头硌得慌。宿舍是铁皮屋，夜里温差大，被子潮得能拧出水。于敏摊开一页草稿，给她看密密麻麻的公式，像给小学生炫耀奖状。她撇嘴：“我一个字不识。”于敏笑：“你识我就行。”那天风特别大，铁皮屋顶哗啦啦响，她躺在他臂弯，听见外头巡逻兵踏沙的声音，忽然觉得，所谓夫妻，就是隔着铁门、铁丝网、保密条令，还能在黑暗里对上呼吸的频率。 1988年，秘密揭盖。邻居敲门：“孙阿姨，你家老于上电视啦！”她擦手出门，新闻联播正放纪录片，镜头里于敏站在氢弹模型前，旁白铿锵：“于敏，我国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功臣。”她愣在原地，围裙带子还系在腰上，油渍没干。那一刻，没有欢呼，没有眼泪，她只想起1961年那个清晨，于敏背包出门，回头说“别等我”。原来这句不是告别，是暗号——把岁月锁进保险柜，把答案留到今天。 晚上，她炒了三个菜，开了一瓶桂林三花酒。于敏夹菜手抖，像拿不稳筷子。她问：“这些年，算出啥？”于敏咧嘴：“算出我欠你太多。”她给他倒酒，杯沿碰杯沿，叮一声，像补拜了天地。窗外，京城霓虹亮起，远处高楼玻璃映出两个白发人，一个曾是“失踪人口”，一个曾是“留守妇女”，如今并肩坐着，终于可以把“别等我”改成“我回来了”——虽然，回来的只是名字，青春早已散落在黄沙与稿纸里。 有人说，英雄背后必有伟大女人。孙玉芹摆手：伟大个屁，就是咬牙活。她把那页旧报纸夹进相册，合上，像合上二十年的空白。下次于敏再出差——去领奖、去讲座、去开会，她仍站在门口，递过围巾，却不再说“别等我”。她换一句：“早点回，粥在锅里温着。”这句话，于敏听懂了，眼眶一红，像终于从漫长的方程里解出解——答案不是蘑菇云，是万家灯火里，那盏给他留灯的厨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