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我军司号员杨忠孝在追击马家军残匪时，击毙了一名匪徒。由于此人的穿着与众不同，围观的我军官兵都说：“穿这么阔气，一定是个大官。”经过检查，搜出了一块重4两9钱的金子，接着又发现一块刻有“马英之印”的印章。 1949年的青海，风沙刮在脸上像刀子。西宁城里换了旗子，街头贴满了“和平解放”的布告，纸张还带着油墨的气味。有人盯着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转身走了。市集的叫卖声照常，羊肉汤的热气和烧饼的香味混在一起，可谁都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不确定——这片土地，刚刚换了个主人。 马家军的兵败，其实来得比很多人想象得快。兰州战役一败涂地，青海马家军算是伤筋动骨。大部队投降了，枪堆成小山。那些兵丁，手上还带着硝烟味儿，就被喊去排队，拿一张薄薄的“解放军证”。红印子盖得鲜亮，好像一切都能从头开始。可有些人心里那股劲儿，是不会因为一张纸就散掉的。 马英就是这样的人。骑兵第八旅的旅长，外号“尕马英”，身材不高，骑在马上却总喜欢俯瞰别人。他领了“解放军证”，脸上没表情，可转过头就跟亲信咬牙切齿：“不服气。”投降，是嘴上说的；心底，那口气死死顶着。他想过要跑到柴达木开荒，顺便拉起队伍，和解放军学着打游击。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还亮了一下。 解放军对他，并不是立刻翻脸。派了亲叔马寿昌去劝，苦口婆心，结果被他一句“病着”打发了。马寿昌后来在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灰头土脸地回来。这个场景，反倒让马英心里更硬，他觉得这是天意，得反。于是开始四处联络，散落的旧军官、街头的流兵、还有那些靠马家过活的亲戚，全被他拉进来。 12月5日，大通县的天蒙蒙亮。有人被远处的马蹄声惊醒，推开门，山坡上一排排火把亮着，喊杀声压过了晨风。马英带着号称五千的队伍杀来了。可真拿枪的，也就一千七百来人，连七百条枪都凑不齐。大多数是被裹挟的乡民，手里拿着锄头镰刀，有些人甚至赤手空拳，心里只想着能不能趁乱跑掉。 城里的守军不多，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放在旧日青马骑兵的眼里，像是随手就能拿下的目标。但那天的解放军，不再是散兵游勇。他们有成建制的火力，机枪架在城头，冷冷喷火。叛军第一次冲锋，就像潮水撞到礁石，哗啦一下退了回去。第二次喊得更凶，结果倒下的人更多。 枪炮声震得窗棂直响，城里百姓躲在屋子里，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女人用手死死捂住孩子的嘴，怕声音传出去惹祸。外面喊杀震天，里面却是死一样的静。 消息很快传到西宁。解放军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连夜出动。马英原本指望“人多势众”，可这下彻底被打散了。增援部队从四面八方压上来，叛军像一锅开水里的油花，噼里啪啦溃散。 马英不死心。12月12日，他又聚了六百人，从南山扑向桥头镇。他骑在马上，挥着鞭子，嗓子喊哑了，催着人往前。可枪声一响，前排倒下去的身影扑通扑通，队伍瞬间乱了。有人丢下马匹，撒腿就跑。有人跪在地上抱头，不敢动。马英眼睁睁看着队伍像沙堆一样散开，脸色铁青，转身自己逃命。 第二天的追击，解放军在山路上击倒一个穿得格外体面的敌人。厚厚的呢子大衣，擦得锃亮的皮靴，腰间挂着镶花的刀鞘。士兵们围上去，心里都在想：这人不一般。搜出来一块金砖，沉甸甸，四两九钱。又翻出一方水晶印章，上面刻着三个字：“马英之印”。那一刻，谁都明白，这个折腾了青海半个月的匪首，就这么倒在尘土里。 尸体被运回西宁。街上围满了人，有的指着尸体破口大骂，有的干脆往地上啐唾沫。有人叹气，说总算除了个大害。风吹过来，卷起尸体大衣上的灰尘，拍在看客的脸上，冷得刺骨。 大通的街巷又慢慢安静下来。商贩推着小车出来，重新摆摊。孩子在巷口追逐打闹，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在很多人心里，那几天的喊杀声像钉子一样钉住了，夜里梦里都能听见。 青海此后再没出现过这样规模的叛乱。零零散散的小股匪徒，终究只是山里的回声。马英的死，像是旧秩序在高原上最后的挣扎。他带着金子和印章逃跑，却没带走过去几十年的荣光。尸体倒在风沙里，马蹄声渐渐远去，天地间只剩下一地的尘土。 街角的老木牌子在风里吱呀作响，几只乌鸦落在电线上，黑漆漆的影子一动不动。人群散去，空旷的街道上，尸体还横在那里，风把衣角一点点吹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