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送老蒋回南京，走前，老蒋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不会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老蒋之言是出于真心还是虚伪不得而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提及，说张学良决定随委员长赴京，老蒋是极力反对的。 这话，听着像句“贴心”的劝阻，可仔细一品，味道全变了。老蒋口中的“有人”，指的谁？不就是他那帮摩拳擦掌、主张严惩的嫡系亲信嘛。这哪里是劝阻，分明是一句精准的预警，甚至带着点试探。老蒋心里门儿清，张学良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可他嘴上越是反对，少帅那股“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江湖意气，恐怕越是熊熊燃烧。 张学良为什么非要送？他真那么天真，相信“人格担保”能在南京政坛通行无阻？我看未必全是。这件事，得把他之前干的“惊天大事”连起来看。他刚用兵谏把最高统帅给扣了，逼其抗日，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事变了了，他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尤其是给他那些一同行动的东北军部下、给焦急观望的共产党、给全国翘首以盼的民众一个交代。他亲自护送，等于用自己这个人，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承诺，压上了最后、也是最重的担保。他赌的，就是老蒋的声誉和自己的诚意。他想告诉所有人：看，我信他，他也必不负我。 可政治场，从来不是讲“义气”的江湖。当时的报纸，比如《大公报》，在报道蒋介石获释消息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领袖脱险”的庆贺，可对张学良的评价，却谨慎得多。而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对张学良此举的评价更为负面。 这复杂的舆论场，张学良未必全然不知，但他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面，有宋美龄、宋子文姐弟私人情谊带来的些许幻想，更有他作为一个军阀出身、却渴望成为民族功臣的复杂心态在驱使。他想摆脱“不抵抗将军”的旧耻，戴上“民族功臣”的新光环。 飞机在洛阳落地，气氛就变了。老蒋让张学良给留守西安的杨虎城发电报，释放陈诚等被扣大员。张学良照办了。这个细节很关键，它意味着张学良手中的筹码，正在一张张主动打出去。等到了南京，他住进宋子文公馆，最初似乎还能自由活动。 可短短几天，形势急转直下。所谓的“军法审判”来了，十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下来了，尽管随后被“特赦”，但“严加管束”这四个字，把他后半生牢牢锁住。这时再回想老蒋机场那句“劝告”，讽刺得像一把冰冷的刀子。那或许不是虚伪，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早已预见结局的宣告。 回头看看，张学良的悲剧内核就在这里。他用古典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去应对一个现代政治集团的残酷规则。他把政治承诺，错当成了江湖誓约。他以为自己押上的是个人自由，能换来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却没想到对方收下他的自由后，游戏的解释权早已不在他手。他的“送”，成就了自己人格上的悲壮完成，却也导致了个人命运的彻底沉没。 从此，叱咤风云的少帅湮没于历史帷幕之后，而中国的时局，却真的沿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轨道轰然前行，只是这轨道上，再也没有了他的位置。 我们惋惜他，也从他身上看到一种令人慨叹的错位。在关键时刻，他凭借一股血性和理想推动了历史转向，却在处理转向后的复杂余波时，显得过于单纯。这是他的可贵，也是他的软肋。他的选择，让“西安事变”从一个可能陷入无尽扯皮的政治事件，迅速收尾，凝聚了抗战共识。从这个角度看，他用自己的后半生，为那个民族存亡的冬天，支付了惊人的代价。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隔着岁月，看那个英俊骄傲的将军，在圣诞节下午毅然登上飞机。他以为只是送一程，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他的信与义，撞上了坚硬的现实之墙，碎成了无数人永恒的叹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