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以为古代中日关系向来平等往来，殊不知明朝永乐年间，日本曾连续多年主动押送倭寇头目到中国请罪，使臣甚至当场将俘虏活活蒸死以表诚意。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揭开了大明王朝海上霸权的真实面貌。 永乐初年的东亚格局颇为微妙。彼时日本刚结束南北朝分裂，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全国后，急需通过对外贸易充实财政。而大明王朝在朱棣治下国力鼎盛，郑和船队纵横四海，海上实力冠绝东亚。 足利义满审时度势，主动向明朝递交国书称臣，自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这在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朱棣对此颇为满意，不仅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还赐予金印、冠服，允许日本开展勘合贸易。双方由此进入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和平的表象下暗流涌动。尽管官方关系融洽，但日本沿海的浪人、海盗却从未停止对大明海疆的袭扰。永乐初年，倭寇频繁进犯福建、浙江一带，抢掠商船、杀害渔民，严重威胁着东南沿海的安宁。朱棣对此极为恼怒，他一面加强海防建设，一面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 朱棣曾多次下诏严词警告，其中一道敕书的措辞相当强硬，大意是：若再有倭寇侵扰大明海疆，必须将为首者逮捕送往京师处置，否则大明水师将直抵日本，荡平贼党，片甲不留。 面对大明天子的震怒，足利义满不敢怠慢。他立即下令围剿本国海盗，并在永乐三年派遣使臣将抓获的倭寇头目押送到中国。朱棣命令足利义满"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贤领会其意，便在宁波把俘虏全都蒸杀了。此后数年，日本连续进贡时都附带押送被俘的海盗。这种"献俘请罪"的姿态，在东亚外交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对大明的敬畏绝非虚言。 足利义满在位期间，中日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谐。然而好景不长，永乐六年足利义满去世，其子足利义持继位后，对父亲向中国称臣的做法日益不满。他认为此举有损日本尊严，遂于永乐九年停止了对明朝的朝贡。朱棣得知后，立即派遣使臣前往日本责问，敕书中再次发出严厉警告。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在敕书中指出：你父亲在位时恭敬守礼，海疆太平；如今你一反其道，大明沿海屡遭贼人侵扰。朝中大臣屡次请求发兵问罪，朕念及你父亲的功德暂且宽宥，但若再不悔改，后果自负。 外交施压之余，朱棣从未放松军事准备。他深知，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防实力之上。永乐十七年六月，一支约两千人的倭寇船队进犯辽东金州卫。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接朝廷通报后做好战斗准备。 倭寇两千余人分乘31艘战船闯入青云河口登岸，直奔望海埚。刘江早已在此布下天罗地网，他命步兵埋伏于山下，骑兵绕至敌后断其归路，同时派精兵潜往海口焚烧倭船。一昼夜的战斗中，明军共歼敌742人，俘虏857人，史称望海埚大捷。 望海埚大捷有力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保障了辽东海上交通安全。此后百余年，倭寇未敢再来袭扰。刘江因功被封为广宁伯，子孙世袭。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辉煌，更是永乐朝海防体系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朱棣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既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官方配合剿寇，又以强大武力震慑海上贼寇，双管齐下，终于换来了东南海疆数十年的安宁。 纵观永乐朝的对日政策，朱棣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既懂得运用"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笼络周边国家，又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既能在谈判桌上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又敢于在必要时亮出锋利的刀剑。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方略，造就了永乐盛世的海疆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