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一份尘封的机密协议，揭开了香港接纳20万越南难民的深层隐情。 1975年港英政府主动承接“第一收容港”职责，绝非单纯的人道主义考量，而是地缘政治、殖民利益与国际压力交织的结果。 这份协议背后，藏着西方阵营的博弈，也决定了数万难民的漂泊命运，更塑造了香港一段特殊的城市记忆。 当时冷战格局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直接接收越南难民，便向港英政府施压。 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据点，香港需配合西方阵营的难民安置策略，换取英国对其殖民统治的进一步支持，这是核心政治动因。 同时，港英政府也有现实考量：接纳难民可向国际社会展现“文明治理”形象，巩固其殖民合法性，还能争取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资金。 更关键的是，彼时香港正处于工业扩张期，部分轻工业急需廉价劳动力，难民群体恰好能填补这一缺口。 首批3743名越南难民抵港时，便有不少青壮年被悄悄引导至屯门、元朗的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临时劳工。 越南华人陈阿婆便是其中一员，她带着两个孩子挤下货轮，第二天就被安排到纺织厂做工。 工厂提供简陋宿舍，薪资仅为本地工人的三分之二，却让她得以避开难民营的拥挤，勉强养活家人。 这种“隐性劳工吸纳”，成了港英政府收容难民的附加操作，既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又降低了难民安置的直接成本。 此外，香港的港口优势的也成了重要因素。 作为远东重要港口，香港拥有完善的码头设施和管理经验，便于接收大批难民船只，且地理位置靠近越南，是难民逃亡的最优路线。 港英政府预判到难民潮的规模，提前征用旧军营、仓库搭建营地，甚至制定了“分级收容”策略：老人、妇女、儿童集中安置，青壮年优先对接劳工需求。 但这一策略很快失控，随着难民人数突破10万，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难民营的压力陡增。 高生育率的出现，除了传统观念和居港权诱因，更有难民群体的生存智慧。 陈阿婆回忆，营地内不少家庭刻意生育，是为了增加救济粮份额，多一个孩子就能多一份生存保障。 更有难民发现，新生儿能吸引公益组织的关注，获得额外的奶粉、衣物捐赠，缓解家庭困境。 这种被动的生存选择，让难民营生育率飙升，也进一步加重了港府负担。 每名难民每年1.2万港元的收容成本，叠加联合国难民署援助款的拖欠，到1990年代初，港府累计支出已超70亿港元。 本地居民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不仅因资源被挤占，更因难民营内的乱象影响社会治安。 1987年难民营86.2%的高犯罪率，成了压垮港英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甄别政策”随之出台。 “北漏洞拉”的越南话广播，本质是港英政府摆脱负担的策略调整，将经济移民遣返，仅对接第三国安置政治难民。 这一过程中，不少像陈阿婆这样的华人难民，因能熟练劳作、融入本地社会，被默许留在香港。 他们凭借勤劳站稳脚跟，有的开起小商铺，有的继续在工厂打拼，慢慢攒下家业。 2000年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时，剩余难民获得居港权，彻底告别难民身份。 如今陈阿婆的孙子，在香港从事物流行业，说着流利粤语，早已看不出难民后代的痕迹。 他从小听着奶奶的故事长大，明白祖辈的立足，是勤劳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数难民后裔都像他一样，努力融入社会，成为香港各行各业的普通一员，用双手消解身份的隔阂。 回望这段历史，香港接纳难民的选择，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 地缘政治的博弈、殖民利益的考量、现实需求的驱动，与人道主义精神相互交织，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复杂底色。 那些漂泊而来的难民，既是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香港发展的参与者，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多元肌理。 而那份尘封的协议，也提醒着人们，任何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都离不开现实利益的权衡，却也始终藏着普通人求生的微光。 （信源：澎湃新闻——香港如何成为越南难民的“第一收容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