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的成都，麻辣鲜香的烟火气与足球赛场的热血激情交织涌动。中国足球史上这段极具冲击力的篇章，被当时《足球》报总编严俊君定义为“保卫成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保卫成都”并非单场赛事，而是一系列牵动人心的保级大战，其中川青对决、川军交锋两役尤为惊心动魄。杨为健，这个离开青岛后鲜为人知的球员，险些因一粒进球成为成都这座城市的“公敌”。 多年后，他与姚夏在青岛重逢，姚夏半开玩笑地回忆：“当初要是我没把那个球追回来，你恐怕真没法安全离开成都。”八年后的同一日，成都加州酒店大堂里，杨为健感慨万千：“没想到我在成都还这么有知名度，可那年我们球队终究还是降级了。” 八一队造访成都参赛时，入住的是军区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远眺便能望见珠峰宾馆的轮廓。时光回溯到1995年最后一战的前夜，曾有成都球迷怀揣一捆人民币直奔八一队驻地，哼着《智取威虎山》中“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的唱段，想用这份特殊的“诚意”争取对手手下留情。 保级之夜，无数球迷涌向珠峰宾馆，整夜不停呼喊着“谢谢解放军”。而到了2003年川军再度对阵八一队的当晚，八一队即将整体撤编的消息传来，招待所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往昔喧嚣荡然无存。 为了一张比赛门票，球迷们在成体中心外搭起棚子，整整排队三天三夜，始终秩序井然。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持话筒爬上桌子，向现场球迷郑重承诺：“球迷同志们，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愿望，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场看球。” 川军那场关键之战，能容纳四万多人的体育场硬生生挤进了六万名观众。在当时的成都，无需排队就能弄到一张球票，俨然成了“有门路、吃得开”的象征。然而六年后的春天，杨肇基在全兴队的转让协议上签下名字，走出全兴大厦时，看着徐明等人的车辆远去，他转身面向记者，语气中满是近乎绝望的恳求：“别再责怪我了。” 与八一队的比赛中场休息时，我昔日的记者同仁许勇，悄悄将一块此前被裁判要求翟飚取下的玉佩，重新递到了他手中。比赛仅剩最后十分钟，魏群高声呐喊：“时间不多了！”话音刚落，翟飚便顶进了职业生涯中最具纪念意义的一粒头球。他紧攥着玉佩冲向许勇，激动得语无伦次：“勇哥！勇哥！”同样是六年后，许勇将四川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职位，移交到了一位名叫曲庆才的大连人手中。 1995年的成都，正是被这样一群人用热血与执念守护着。这段往事，几乎成了中国足球联赛史上的一段传奇。 成都本是座极致休闲的城市，却因足球被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战场”。多年后，成都的街头巷尾、新闻版面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屠城、文革时期的武斗，再到1995年的成都保卫战，堪称这座城市走向极端化的三大节点。而在这之后，成都才渐渐回归往日的恬静与闲适。成体中心所在的后子门，曾是文革时期被炸毁后修建“万岁展览馆”的后门，默默见证了这一切的变迁。 成都终究被“保卫”下来，其金牌赛场之名传遍全国。但这场保卫战，也成为后来“球迷集体无原则支持”的开端。为了宣泄心中纯粹的情感，成都球迷可以容忍裁判的争议判罚，看着吉林队被气得消极比赛数十分钟，对“6比0”的耻辱比分毫无波澜，反倒视作荣耀；可以在甲B联赛出现11比2的悬殊比分时一笑而过，觉得理所当然；也可以痛骂彭晓方一脚将当年的“恩人”八一队踢入降级深渊，让少数人“心太软”的歌声淹没在漫天的鼓噪之中。 在西方，足球是产业工人的运动，遵循着标准化的齿轮式管理模式；而在成都，足球更像是闲适人群的一种消费，追求的是随心所欲、合乎心意的情感宣泄。当年保级战中的城市英雄们后来各奔东西，四川足球尚未登上顶峰便从1995年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也正是这种无原则的狂热追捧，纵容了日后联赛中近在眼前的“黑幕”与“假球”。当球迷们因联赛的种种乱象心寒不已，纷纷远离成体中心时，成都终究没能守住人们心中那份纯粹的足球热爱。11月26日，城市各处的人们依旧沉浸在日常的玩乐之中，后子门外，一小撮球迷围着徐弘欢呼雀跃，用当年最为热烈的方式庆祝所谓“第二次成都保卫战的胜利”，但这份热闹，早已不及1995年那般万众一心的盛况。——2003年12月25日《竞赛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