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评鲜卑：夷狄盛衰藏兴衰，边疆治道见真章 读《后汉书·鲜卑列传》，最见史家智慧的从不是鲜卑崛起的史实记载，而是篇末范晔的“论曰”与“赞曰”。寥寥数语，道尽北方夷狄的盛衰规律，也藏着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千年思考，字里行间皆是对历史大势的慨叹，对治世之道的追问。 范晔在论曰中直言，四方夷狄的强横，向来是此消彼长、轮番称雄。匈奴盛于漠北之时，鲜卑不过是辽东塞外的弱小支脉，受其驱使寇略中原；及至中兴之际，西羌成为边患，匈奴渐衰，鲜卑却悄然积蓄力量；到了灵帝、献帝年间，乌桓势微，鲜卑则迎来鼎盛，檀石槐建庭弹汗山，分治三部，控弦数万，占据匈奴故地，侵凌中原边境，让北方百姓无一日安宁。这番评述，并非单纯斥责鲜卑的侵扰，而是点破了古代边疆的底层逻辑：夷狄的盛衰，从来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强弱、边策得失紧密相连，二者如同天平的两端，此强则彼弱，此衰则彼兴。 更见史家深意的是，范晔发出的那句千古追问：制服驾驭外族的上等策略，历代以来竟从未有人实现。周、汉两代的治边之策，不过堪堪达到中策、下策的水准，是冥冥中的天数使然，还是人为的治理失当？这份慨叹，道尽了中原王朝面对边疆问题的无奈。东汉一朝，对鲜卑的治理几经反复：建武年间，祭肜以武力大破鲜卑，使其震怖归附，又以岁赐、互市维系关系，明、章二世遂保塞无事；和帝时北匈奴西迁，鲜卑顺势崛起，汉廷却未能及时调整策略，或战或和皆失分寸，终致鲜卑成为北方大患；后期又以重金赏赐换取和平，青、徐二州岁给钱二亿七千万，却终究未能换来长久安定，反而养虎为患，让鲜卑愈发骄纵。 范晔笔下的东汉边策，恰是中原王朝治边的缩影：以武力震慑，虽能收一时之效，却难长久；以财帛安抚，虽能换片刻安宁，却易滋长夷狄的觊觎之心。所谓的中策、下策，皆非根本之法，因为它们只着眼于“制”与“御”，却忽略了“融”与“化”。东汉虽设护乌桓校尉兼领鲜卑，建质馆、通胡市，却始终以“华夷之辨”划清界限，未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民心的归向，故而鲜卑或降或叛，反复无常，边患始终未除。这正是范晔慨叹的核心：真正的治边上策，从来不是以力压人，也不是以财赂人，而是以德服人，以文化人，让夷狄归心，让边疆成为一体，只是这份智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终究难以实现。 而赞曰中的十八字，更是将这份历史规律凝练成箴言：“乌桓、鲜卑窥伺观望，为害我北部边境。朝廷道德畅达，他们就驯服，时世衰微，他们就背离。”短短数语，道尽了夷狄与中原的相处本质：夷狄的归附和反叛，从来不是偶然，而是中原王朝自身德行与国力的试金石。当王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德化远播，边疆夷狄自然心向往之，俯首归附；当王朝朝政混乱，国力衰微，边备废弛，即便无外患，也会内生祸乱，夷狄自然伺机而动，寇略边境。 鲜卑的崛起与东汉的边患，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民族冲突，而是历史大势的必然。范晔以史家的眼光，透过鲜卑的兴衰，看到了中原王朝的自身问题：边疆的安稳，从来不是靠外在的控制，而是靠内在的强盛。王朝自身的德治与国力，才是抵御边患的根本，这不仅是对东汉历史的总结，更是对后世所有王朝的警示。 千载之后再读范晔的评论，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历史智慧。所谓华夷之辨，从来不是绝对的隔阂，而是相对的兴衰；所谓边疆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与财帛的较量，而是国力与德治的比拼。鲜卑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印证了范晔未曾明说的治边上策：唯有自身强盛，兼以包容融合，方能实现边疆的长久安定，让四方归心。这，便是《后汉书·鲜卑列传》的论赞留给我们的千年启示。 后汉书 范晔评史 鲜卑族 历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