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松井曹长用木棒捅进妇女的身体，见妇女痛苦惨叫，大谷上等兵说：“短了，还是长的好！”山口定吉于是拿来一根扁担。 1943年的华北平原，秋庄稼刚收完，田埂上还留着枯黄的秸秆，可原本该安宁的村庄，却被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搅得鸡犬不宁。这年深秋，盘踞在邢台据点的日军小队，在松井曹长的带领下，闯进了城西的郭家庄。他们号称“搜查八路军伤员”，实则烧杀抢掠，把村民的粮食、衣物洗劫一空，稍有反抗便是一顿毒打。 被松井残害的妇女叫李秀莲，那年才28岁，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她丈夫在一年前的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八路军伤员转移，被日军活活打死，家里只剩她和一个六岁的儿子小宝。那天中午，李秀莲正在院子里翻晒过冬的红薯干，听见村口传来日军的皮鞋声，赶紧把小宝推进柴房的地窖，叮嘱他“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可她刚盖好地窖的木板，松井就带着大谷、山口闯进了院子，手里的步枪指着她的胸口，逼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 李秀莲咬着牙说不知道，松井二话不说，就从墙角抄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棒。他脸上挂着狰狞的笑，眼神里满是暴虐，周围的日军士兵则抱着胳膊看热闹，有人还发出哄笑。木棒捅进身体的瞬间，李秀莲疼得浑身抽搐，额头的青筋暴起，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惨叫声刺穿了村庄的宁静。小宝在地窖里听见母亲的哭喊，吓得捂住嘴不敢出声，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把衣襟浸湿了一大片。 大谷上等兵站在一旁，看着李秀莲痛苦挣扎的模样，不仅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搓着手凑到松井身边。他的嘴角咧开一道残忍的弧度，用生硬的中文说道：“短了，还是长的好！”这话让松井眼前一亮，他拔出木棒，看着李秀莲蜷缩在地上喘着粗气，眼神里的暴虐更甚。旁边的山口定吉立刻心领神会，转身就冲进村民的厨房，扛出一根一米多长、磨得光滑的扁担——那是村民挑水、挑庄稼用的工具，此刻却成了日军施暴的凶器。 周围的村民被日军用枪指着，被迫站在院子外围，没人敢上前阻拦。年过六旬的张大爷，看着李秀莲痛苦的模样，双手攥得指甲嵌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滴。他想起自己被日军活活烧死的老伴，想起被刺刀挑死的小孙子，胸口像被巨石压着，却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日军的机枪就架在村口，只要有人敢动，立刻就会被打成筛子。 松井接过扁担，用刺刀刮掉上面的泥土，然后一步步走向李秀莲。他的皮鞋踩在地上的红薯干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村民的心上。李秀莲看着逼近的扁担，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却依旧咬着牙，没向日军求饶半句。她的嘴唇已经咬得鲜血直流，嘴里反复念叨着：“你们这些畜生，会遭报应的！” 日军的哄笑声、李秀莲的惨叫声、孩子在地窖里压抑的呜咽声，交织在一起，成了郭家庄最黑暗的记忆。松井拿着扁担，用尽全身力气捅了下去，李秀莲的身体猛地一挺，随后便瘫软在地，只有微弱的气息还在证明她活着。大谷和山口在一旁拍手叫好，仿佛在欣赏一场荒诞的表演，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人性，只有侵略者的残暴与冷血。 不知过了多久，李秀莲的惨叫声渐渐微弱，她的眼睛望着柴房的方向，那里藏着她唯一的牵挂。地窖里的小宝，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被鲜血染红，他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哭声传到松井耳朵里，他抬脚踹开柴房的门，正要往下地窖的梯子上爬，却被远处传来的枪声打断——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赶来了。 松井骂了一句，带着日军匆匆撤离，临走前还放火烧了村里的三间民房。游击队赶到时，李秀莲已经奄奄一息，村民们赶紧把她抬到炕上，找来郎中诊治。可郎中看着她的伤口，摇着头叹了口气：“伤得太重，回天乏术了。”李秀莲在弥留之际，紧紧抓住张大爷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照顾好小宝……让他记住，别忘……”话没说完，她的手就垂了下去。 小宝从地窖里爬出来，扑在母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一声声“娘”喊得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那天晚上，村民们在村后的山坡上，悄悄埋葬了李秀莲，没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旁边插着一根她生前常用的织布梭子。张大爷收养了小宝，他常常给小宝讲李秀莲的故事，讲日军的暴行，告诉孩子：“你娘是硬骨头，你长大了，要为你娘报仇，为所有被日军害死的乡亲报仇。” 1943年的华北，这样的惨剧不是个例。日军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无数无辜百姓死于非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松井、大谷、山口这些侵略者，把人性的丑恶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暴行不是战争的必然，而是纯粹的恶，是对生命的漠视，对正义的践踏。 后来，小宝长大了，加入了八路军，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亲手击毙了几个日军士兵。他始终记得母亲临终前的眼神，记得郭家庄那场黑暗的遭遇，记得侵略者的残暴。而松井等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惩罚，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他们被盟军逮捕，经审判后伏法，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