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这份举报来得又快又狠，落款是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字里行间都在咬着李时雨“通共”的嫌疑。可戴笠不仅当场驳回，还拍着桌子怒斥：“谁再敢怀疑李时雨，就是跟我戴笠过不去！” 要知道，戴笠的多疑在军统是出了名的，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大兴牢狱，可对李时雨，他信任到了偏执的地步。 这信任背后，是李时雨用十五年光阴织就的伪装。1931年，23岁的李时雨在北平法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隐蔽战线。从西安“剿总”的中尉办事员，到汪伪政权的少将军法处长，再到日本投降后打入军统核心，他的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在汪伪阵营里，他天天围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汉奸头目转，既要装作对权力趋之若鹜，又要悄悄搜集核心情报，还要保护进步人士。没人知道，这个在伪政府里风生水起的高官，夜里会把情报藏在挖空的肥皂里，让妻子孙静云辗转送到新四军手中。 沈维翰的举报不是没依据。他查到李时雨的妻子、弟弟都曾因“通共”嫌疑被日军逮捕，更关键的是，军统档案里根本没有李时雨的潜伏记录——他不是军统派去汪伪的“自己人”。可这些疑点，在戴笠眼里全成了“忠心”的证明。李时雨刚进军统，就借着在汪伪的人脉，一口气交出上百名汉奸的藏匿地址，还亲自带队抓捕，帮军统立下“肃奸大功”。他甚至主动揭发军统内部的贪污案，帮戴笠清理门户，这样的“表现”，让戴笠彻底放下了戒心。 更绝的是李时雨对人心的拿捏。他知道戴笠信奉“高位者不叛党”，就故意在汪伪爬到少将高位，让戴笠觉得“他图权图名，怎么会跟着共产党吃苦”。刚入职军统时，他就把珍藏的汪伪核心机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原件交给戴笠，一脸愤慨地说“这些汉奸背叛国家，我看着就恶心”。有人怀疑他时，他会当场暴怒，对着戴笠喊冤：“我在伪营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等到胜利，居然有人怀疑我通共，我不服！” 这份“激动”，反而让戴笠认定“真正的共党不会这么失态”。 那些年，李时雨干过的险事太多了。1939年，他要把两箱电台机件送出天津租界，日军检查得密不透风。他先从伪法院借了小汽车，把机件藏在后备厢，凭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顺利通过；最后一箱没车了，就雇了人力三轮车，一手提箱一手举“派司”，挺直腰板装作轻松，硬是混过了关卡。还有一次，我党同志冯骥被捕，他借着汪伪法院书记官长的身份调阅卷宗，连夜带回家烧毁，再暗示手下“可能被日军轰炸毁了”，硬生生把冯骥救了出来。 戴笠到死都没看透这个“忠臣”。他不知道，这个被自己视为心腹的人，在汪伪时期就借着陈公博的信任，办了份叫《先导》的杂志，表面拉拢文人，实则成了我党传递情报的安全据点；他不知道，日本投降前夕，李时雨正在悄悄策反汪伪保安总队，准备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李时雨的伪装太成功了，成功到让最精明的特务头子都栽了跟头。 这不是运气，是信仰的力量。十五年卧底生涯，李时雨没暴露过一次，没辜负过一次组织的嘱托。他用隐忍和智慧，在敌人心脏里开辟了战场，用戴笠的信任当保护伞，为革命传递了无数关键情报。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就是这样把生死置之度外，用默默无闻的牺牲换来了胜利。他们没有光鲜的战绩，却在黑暗中点亮了希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