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天，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暖气片偶尔发出“咝”的轻响。周恩来示意她坐下，亲自递过去一杯热茶。陈洁如捧着茶杯，指尖微微发抖。她知道这次见面有多不容易，也知道这句话说出口意味着什么，但她必须说。 那个年代，“汉奸”两个字能压垮一个家族。陈洁如的女婿叫陆久之，名义上是汪伪政府的人，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是周恩来的秘密战线同志，潜伏在敌营十几年，传递过无数情报，救过不少人的命。可这些事情，就像深埋地下的树根，见不得光。抗战胜利后，陆久之的身份没几个人知道，档案里记着的还是那层“汉奸”皮。 “我晓得，我晓得。”周恩来声音很温和，他当然知道陆久之是谁。这条线当年就是他亲自布的，有些事他甚至记得比当事人还清楚。但政治这盘棋啊，有时候明知道哪个棋子是自己人，也不能随便动。 陈洁如的眼睛红了。她这辈子经历的大起大落太多，从蒋介石的夫人到被送去美国，再从海外归来，看着新中国建立。如今她只是个想为家人说句话的老人。她说起陆久之这些年怎么过的：不敢出门见老朋友，邻居指指点点，孩子们在学校抬不起头。最难受的是，明明为国家冒过生命危险，却要背着骂名活一辈子。 周恩来听着，手里的笔轻轻转着。他何尝不明白这种委屈？他自己手底下有多少同志，活在阴影里，名字永远不能出现在阳光下。有些牺牲轰轰烈烈，有些牺牲是无声的，后一种往往更磨人。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为了更大的局，得让一些人暂时受委屈，甚至永远受委屈。 但“暂时”是多久？一年？十年？还是一生？ 那天谈话具体内容没多少人知道，但后来陆久之的处境慢慢有了变化。虽然没有公开平反，但有些待遇悄悄恢复了，周围人的眼光也不再那么刺人。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解决方式，不声张，不宣传，但该做的还是做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老家的一个爷爷。他也是抗战时期的人，村里人都说他当过“二鬼子”，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躲着他走。直到他去世后多年，县里的党史办才来人，在他坟前放了束花。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当年是游击队的内应。 历史啊，经常是这样。写在纸上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复杂的、温热的、带着人性挣扎的部分，都沉在水下。陈洁如为女婿的那句辩解，背后是多少人的夜晚难眠？周恩来那句“我晓得”，又藏着多少不能言说的安排？ 有时候我在想，评价一段历史、一个人，我们手里的尺子真的够长吗？我们看到的“真相”，距离真正的真相有多远？那些没有档案记载的牺牲，那些只能藏在心里不能说的功劳，它们难道就不算历史的一部分了吗？ 陆久之的故事不是个例。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有多少人戴着面具生活？他们可能是邻居眼里唯唯诺诺的商人，可能是交际场上八面玲珑的官员，背地里却做着最危险的工作。成功了，功劳未必是他们的；暴露了，骂名肯定跑不掉。这种人生，需要多大的信念才能撑下去？ 周恩来送走陈洁如时，天色已经暗了。西花厅的灯亮起来，他的影子投在窗子上。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是欣慰又解决了一个同志的困难，还是感叹这样的同志还有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只知道后来有人问起陆久之的事，周恩来只说了句：“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价。”但历史什么时候来？等档案解密？等知情人都不在了？还是等时代的风向又转了几轮？ 那些没能等到公正评价的人呢？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