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的冯道究竟是怎样的人？电视剧《太平年》里戏份颇重的冯道，自号“长乐老

《太平年》里的冯道究竟是怎样的人？电视剧《太平年》里戏份颇重的冯道，自号“长乐老”，历史上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执相位二十余年，在五代时期颇有影响。有人说他是忠贞之士，更有人说他是奸臣之尤？冯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乱世士大夫的初始人设李唐末叶，冯道出生于河北瀛州一个世代为农、间有读书传统的家庭。冯道从少年时就养成清贫自守的“俭德”，无论生活条件多么恶劣，皆安之若素。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仍保持这种俭约的习惯。艰苦朴素，是史官为读者设置的冯道第一人设。冯道年轻时刻苦读书，而且颇善作文，被当时朝野公认为儒家经典掌握扎实、文章高明的代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他常吟的诗一时在绮丽奢靡的后唐宫廷中流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发展传播史上也要提冯道一笔。冯道较早用雕版大量刻印儒家经典，使得寒门子弟更易获取书籍而得到教育机会与上升空间，而此前的印刷术主要用于佛经的传播。另一方面，冯道因为博览经籍而颇通治术，很有治国的本领。在此，我们获取了冯道的第二重人设：践行儒学的文化人。冯道少年时代，李唐王朝的基本统治秩序已近乎瓦解，他踏入仕途是从作为军阀刘守光的掾属开始。刘守光继承其父刘仁恭的地盘割据今北京一带，为人荒淫残暴、好战嗜杀。冯道曾审时度势，劝刘守光不要贸然兴兵征伐，却被下狱并险些丧命。后来冯道转投实力更雄厚的老牌军阀河东李克用势力并得到重用，追随李存勖南征北讨，在攻灭后梁势力后正式荣登宰辅之位。冯道的第三重人设在此凸显：一个辅佐军阀、从事实际工作并颇有建树的“师爷”。艰苦朴素、业儒崇实与效力武人，冯道的三重人设在史家笔下被反复晕染。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晕染并非无心之笔，重叠浸润之下，一种不同于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形象呼之欲出。我们可以对照冯道的三条标准，先看看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基本形象究竟如何。冯道的第一重人设是艰苦朴素，唐代后期士大夫大多纵欲奢靡。在“衣”的方面，唐代男性服装受到官阶与制度限制，在样式与颜色方面不能越制，但用料日益讲究。在“食”的层面，唐代士大夫对美食的追求一如他们对诗歌的厚爱从未停歇。丁卯桥、法门寺等地晚唐金银器的出土，直观地将这种时代的奢靡之风呈现给我们。冯道的第二重人设是业儒崇实，晚唐士大夫则是好文务虚。《封氏闻见记》中记载，那时的士大夫大多对经典只有碎片化的理解，而且错误很多，对儒学宗旨懵然不知。儒学宗旨并非只有道德训诫，还包含有许多统治技术。当时社会推崇士大夫的文学能力，其核心是讲求对仗、声韵与用典的骈文。骈文讲求辞藻华美、用典丰富，对形式的考究远大于对内容的要求。由此造成士大夫风气日渐浮华，人们沉浸在文字构造的绮丽世界中不能自拔，洞察与改造现实的能力日渐衰弱。冯道的第三重人设是出身僚佐，而晚唐士大夫则是自命“清流”。唐人做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基层公务员选拔与官荫直接入仕三种途径。但到唐后期，通过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的选拔进入官场，逐渐被视作“正途”。相形之下，冯道侍奉粗鲁的武夫、从处理日常庶务起家做官的路径，在“清流”眼中是上不得台面的。正是秉承这样的人设，冯道最终崛起为五代乱世士大夫的代表。他在掌握朝政的时间中，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晚唐士大夫的诸种习气进行了矫治。从后唐时期担任宰相以来，冯道率先垂范，抑制士流奢靡之风。然而，冯道的标本意义并非在于这三重基本“人设”，他的更大价值还在于他独特的政治人格。“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后世总是简单化地抨击冯道“卖国至赏”“大节已亏”，然而冯道毕竟真实得到了当时朝野的拥戴与不同君主的礼遇，只强调他的无耻与善变，就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冯道获得当时之声誉，首先在于他在乱世中尽可能减轻民众的痛苦、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正是秉承这样的人设，冯道最终崛起为五代乱世士大夫的代表。他在掌握朝政的时间中，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晚唐士大夫的诸种习气进行了矫治。从后唐时期担任宰相以来，冯道率先垂范，抑制士流奢靡之风。然而，冯道的标本意义并非在于这三重基本“人设”，他的更大价值还在于他独特的政治人格。“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后世总是简单化地抨击冯道“卖国至赏”“大节已亏”，然而冯道毕竟真实得到了当时朝野的拥戴与不同君主的礼遇，只强调他的无耻与善变，就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冯道获得当时之声誉，首先在于他在乱世中尽可能减轻民众的痛苦、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不久后晋被契丹灭亡，耶律德光以胜利者的态度在汴梁奚落冯道不能善尽辅佐之节，并讥讽地问他是何许人也，冯道面不改色地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但冯道极尽恭维之后，又劝谏说当今天下的百姓，神佛都救不得，全靠皇帝陛下。说得耶律德光大悦，遂大为收敛了在中原的杀戮，百姓为此称颂冯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冯道拜倒强权、丝毫不顾及君主的嘱托，有时又自污到了近乎丑恶的地步，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苟且”。然而冯道在每次政治上的“苟且”之行时，并未表现出一副躁进侥幸的小人嘴脸，相反却一直十分平静。这种平静，可能来自其对乱世中个人乃至政权无常命运的参悟。冯道曾写下一句著名诗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不问“前程”的“好事”，既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不计利害；另一层面还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行好事”会按照个人内心得标准执行，不为政权乃至君主的前途负责，一种冷峻甚至冷漠的情绪贯穿始终。“担当”与“苟且”并存，冯道的政治人格方能理解。冯道早年时曾作诗明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此诗创作于五代乱世刚刚开始的最黑暗岁月，却令人惊讶地洋溢着一种缉熙光明的气氛。其中的主题有两点：首先，个人不要为时局的走向萦怀，现实“存在”即客观，相信未来便足够；其次，个人要谨守私德、心中无恶，看似凶险坎坷的前途自然广阔。当我们后来观察时代走向与冯道平生所为，确乎也与诗中所论若合符契。但我们仍然要追问，冯道这种自信与从容究竟是怎样从内心发展出来的？儒家历来讲究“内圣”与“外王”的双重追求，但在事实上儒者自身能够左右的只有“内圣”一途，即自我修为。能否实现“外王”则取决于时代的际遇、取决于个人能否“得君行道”，于是“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便成为一种更普遍的选择。但如果每一个不幸遭逢乱世的士大夫都“卷而怀之”，那么乱世之生民谁来拯救？可如果在“乱世”时积极入世，所遇皆是“无道”之主，怎样能确保自己不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呢？冯道的实践给出了答案。首先，修持内心、节制欲望，不于乱世中“苟得”，这样确保自己的行为就不是逐利的、自私的；其二，无论现实多么残酷，相信这只是历史的一段，未来必趋于美好。归根到底，冯道并非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在武夫互相攻伐的乱世之中，无力改变现实，只能走一条不违背内心良知的道路，尽量减轻战争对百姓的危害。冯道离世之时，朝野一片悲慨，说明他在当时舆论特别是民众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但乱世结束，史官、理学家却对冯道进行了无情挞伐。北宋真宗、仁宗之际，儒学复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看冯道，他不仅辗转于五代中原政权之间, 还接受了耶律德光的委任，变得大节有亏。欧阳修把冯道列入《杂传》文臣之首，认为他“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 “诚君子之所羞”，在欧阳修眼中，冯道是最羞耻的文臣。经过欧阳修和司马光的传播，冯道成为贰臣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