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维国释放后，被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居住，落户于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 1985年秋，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缓缓驶入河北邯郸永年县城，停在了民政局干休所的门口。 车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身形略显佝偻的老人走了下来，他便是刚刑满释放的王维国。 彼时的他66岁，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王维国的人生曾有过亮眼的开篇，1919年出生于河北元氏县的他，1938年便投身革命，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军区战士，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的指挥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驻守上海的空军将领，他一步步走到了高位，还曾被授予大校军衔，为空军建设付出过心血。 可在特殊历史时期，他逐渐迷失方向，与造反派头目走得过近，成为其重要成员，参与了阴谋活动。 1971年后，王维国被隔离审查，1980年被依法逮捕，1982年军事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与其他同案犯不同，他在审查期间态度强硬，最终实打实坐满了14年牢，成为少数未提前保外就医的人。 1985年9月刑满释放时，他满心以为能自主选择落脚地，可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他最先提出回上海，理由很充分——几个子女都在那里生活，可组织上考虑到他曾长期在上海担任要职，影响特殊，驳回了这个请求。 无奈之下，他又申请回老家河北元氏县，那里有他早年革命的记忆，可这一请求也未获批准。 最终，组织上决定将他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这里是他妻子杜贵珍的老家，也是一处远离核心城市的地方，落户于民政局干休所。 拿到安置通知时，王维国看到履历上政治面貌一栏写着“开除军籍、党籍”，而且只是简单地用括弧标注。 积压的情绪瞬间爆发，他对着工作人员发怒，但也无济于事。 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属于地方管理的干休所，主要接收团以下级别的离休干部，这类安置对象不再保留军籍，但待遇基本有保障。 王维国在这里每月能领取120元生活费，后来虽两次上调，医疗费也能实报实销，比当时普通干部工资高出一两倍，可这丝毫没能抚平他的怨气。 平日里的王维国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对过往的经历讳莫如深。 偶尔他会去县老干局的活动中心打麻将，身边人都有意避开敏感话题，彼此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刚到永年时，他身体还算硬朗，可没过多久便日渐消瘦，体重跌到了120斤左右，还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纤维化。 这是一种中老年高发的慢性骨髓疾病，症状包括乏力、骨痛、体重下降，预后极差。 民政部门特意从上海聘请了专家来为他诊治，那位专家仔细检查后，语气沉重地断言，王维国最多还能活七八年。 病痛的折磨让他愈发沉默，昔日的锋芒彻底褪去，只剩下被疾病纠缠的疲惫。 他在干休所的家属楼里独自生活，子女们难得前来探望，日常起居多靠保姆照料。 就这样在病痛与孤寂中熬过了八年，1993年6月6日，王维国在邯郸市第一医院病逝，终年74岁。 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只有保姆和侄女陪伴。 家人为了等他七个儿女到齐，迟迟未办理后事，直到他去世十二天后，才在邯郸市殡仪馆举行了简单的火化仪式。 最终，他的大儿子王大章带走了骨灰，为他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王维国的结局令人唏嘘，他曾在革命岁月中立下功劳，却因一步踏错坠入深渊。 被安置在永年干休所的八年，既是他的晚年归宿，也是对过往过错的无声忏悔。 人生没有回头路，每一个选择都注定了最终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