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莲到底有多疯狂呢？最能体现她之疯狂的，不是她受贿的那 76.6 万元巨款，而是她临死前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这句话，是在枪口即将对准她脑袋时喊的，她的原话是：“这不公平！我做贡献没有奖励，犯错却要受罚，这不公平！” 程春莲至死都没搞懂，自己不是在 “做贡献”，而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用国家石油统购统销的制度漏洞，进行权钱交易、倒卖国家战略物资。她更没搞懂，在那个万元户都算得上 “富豪” 的年代，76.6万意味着什么。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块，一个双职工家庭一年的收入，撑死了也就千把块。76.6万，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奋斗638年，能在当时的一线城市买十几套四合院。 这笔钱，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收益，是无数石油工人在戈壁荒漠里埋头苦干攒下的家底，却被她当成了自己 “解决油荒” 的酬劳。 程春莲的起点，其实比那个年代的很多普通人要高。她1955年3月24日出生于湖北黄石铁山的一个工人家庭，天生丽质，嗓音甜美，年轻时考入黄石歌舞团，因主演歌舞剧《刘三姐》而家喻户晓，被称为 “最美刘三姐扮演者”，走到哪里都能收获掌声与鲜花。 凭着几分艺术天赋和能说会道，她被调到黄石市工业供销总公司石油化工协作分公司，从一名文艺工作者变成了手握石油指标的副科长。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时，很多人都嗅到了商机，程春莲也不例外。可她的 “商机”，不是靠勤劳和智慧，而是靠手中的那点权力和舞台上练就的交际能力。 当时的中国，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指标的单位低价拿油，没指标的单位高价都买不到。程春莲盯上的，就是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巨大价差。 1988 年，她在庐山偶然认识了渤海石油公司运销处的科长梁某，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疯狂的石油倒卖勾当。 她打着 “搞活经济”“解决油荒” 的旗号，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石油指标，再转手倒卖给急需石油的企业，每吨收取140元的 “手续费”。短短一年多时间，她倒卖了2800多吨汽油和2400多吨柴油，受贿金额高达76.6万元，还涉及8万元行贿，用于打通各个关节。 她的疯狂，不止体现在受贿的数额上，更体现在她对法律的漠视和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偏差。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在 “做好事”，把油从有指标的单位转到需要的地方，解决了实际问题，怎么就成了犯罪？她在审讯室里还端着明星架子，说自己解决了两地油荒，是有功之臣，拒绝退赃，坚称那些 “中介费” 合理合法。 她甚至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辩解：“当时很多地方都缺石油，工厂因为没油开不了工，农民的拖拉机因为没油没法种地，我帮着把油从有指标的单位转到需要的地方，解决了实际问题，怎么就成了犯罪？” 她的辩解，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并未被采纳 —— 按照 1979 年《刑法》，“投机倒把” 是明确的犯罪行为。 纸终究包不住火。1989年6月，一封署名为 “一群众” 的举报信寄到了黄石市检察院，信里说得清清楚楚，程春莲跟渤海石油公司的梁某勾结，倒卖石油，还收受贿赂。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程春莲的罪行终于败露。纪检部门成立了专案组，跑遍武汉、长沙、南昌、合肥，调银行账本调到打印机卡纸，复印的凭证摞起来比人还高，经过七个月的调查，查清了她的全部罪行。 1991年，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程春莲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程春莲依旧嘴硬，她反复强调自己 “只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没有犯法。她的辩护律师试图以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不完善” 为由，为她减轻罪责。 可法官的一句话，戳穿了她的谎言：“解决油荒要通过合法途径，你利用职权倒卖国家战略物资，收受贿赂，这叫犯罪，不是贡献！” 最终，法院以受贿罪、投机倒把罪数罪并罚，判处程春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判决结果时，程春莲的脸色瞬间惨白，她瘫坐在被告席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可即便到了刑场，她依旧没有醒悟。 1992年4月3日，湖北黄石郊外的刑场上，阳光刺眼。程春莲穿着整齐的囚服，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仿佛在准备登台演出，而不是走向人生的终点。 当法警押着她走向行刑点时，她突然挣脱束缚，声嘶力竭地喊出了那句 “这不公平！我做贡献没有奖励，犯错却要受罚，这不公平！” 这句话，成了她留在世上的最后遗言，也成了她认知错位与时代误判的最好注脚。她到死都没明白，她所谓的 “贡献”，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她所谓的 “解决油荒”，是利用权力获取个人私利的借口。她更没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有多大的名气，不管你贪了多少钱，只要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就必然会受到严惩。 时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如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流通也早已市场化。 那些试图伸手的人，再也没有了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