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贫农卢兆东痛斥家史：“俺家三代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子孩子没有娘——爷爷捡了俺爸爸，俺爸爸又捡了俺，俺这三十岁了至今还是个光棍……” 他站在晒谷场的土台上，裹着褪色的粗布褂，声音带着风，刺得人心里发颤。场下没人吱声。青岛下来的女知青廖晓东站在人群里，听得手心发紧。 她心里想的，不只是卢兆东这个人，而是那些没进学校的孩子，那些识不了字的大人，还有屋角那捆用坏的课本。 几个月前，廖晓东刚到山洼村时，公社本安排她去桃林村。那边水电齐全，屋顶不漏。她磨了足足两天，非要来这个交通靠背、条件最差的村。 上面说让知青接受再教育，她就觉得得到最穷的地方才算。 住下第一晚，房顶掉下来一块泥巴砸在她枕边。夜里喝水得自己挑，山路湿滑，三次滑倒。可她没后悔。她是老红军烈士的孩子，养父母是省工会干部，从小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群众在哪里，共产党人就该到哪里去。” 廖晓东来了，就开始琢磨夜校的事。村里没有灯，她和两个知青借了煤油灯，晚上挨家劝人来听字课。刚开始没人搭理，卢兆东也冷言冷语，说她“读书读傻了”。 后来她不说了，就每天自个儿坐在晒谷场边，拿粉笔在石头上写，一笔一划地教小孩念“人、口、田、力”。 慢慢有几个人开始跟着她认字。有个大娘说要给她送鸡蛋，被她婉拒了。她说：“咱学文化不是做买卖。”知青笔记本上，她记下了三十多个村民的识字情况，打算年底前让他们都能写自己名字。 廖晓东记得一个数字：1969年全国农村文盲率超60%。她在市里开知青座谈会听到这个数，就打定主意要改一点就改一点。 这一年，山洼村的夜校人数从3人涨到20人。 “你要结婚了，就别在外边瞎跑。”卢兆东在灶台前抬头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像石头。他不读书，不理解。廖晓东没答，只是默默翻着当天夜校的生字本。 有一次，两人吵起来。卢兆东摔了板凳，骂她“教出一堆不安分”。村干部过来劝，说“男人说话你也不听”，廖晓东低着头没解释。她第二天照常去夜校。有人劝她离开，她没答应。 工农大学来信邀她返城，她也回了话：“我人在山里，走不开。” 1972年后，廖晓东身体明显差了。农活她不落下，教课也不放。她有一次晕倒在课堂，被送去县医院，查出肝功能异常。医生建议转省里，她摇头。她说：“我这点病，拖一拖就好了。” 她不说自己苦。她只说教完这一届，识字的人够了，她就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