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郭松龄夫妇被张作霖下令枪决，张作霖还下令将二人的尸体暴尸三日。彼时，在得知郭松龄的死讯前，张学良还在苦苦寻觅郭松龄的下落，一心想要营救这位亦师亦友之人。当得知父亲张作霖已然枪决了郭松龄后，张学良内心遭受重创，甚至萌生出离开军队的念头。 郭松龄字茂宸，是个典型的“穷秀才”出身，没钱没势，全靠着一股子钻劲儿和过硬的军事素养爬上来的。他入过同盟会，喝过洋墨水，脑子里装的是“共和”、“强国”，跟那些只知道抢地盘、娶姨太太的旧军阀根本不是一路人。 张学良对他，那可真是推心置腹，谊同骨肉。对于张学良来说，郭松龄就是那个能带着他在污浊的军阀混战中找到一点“理想之光”的人。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张学良都放心地交到郭松龄手里，俩人好的时候，真就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张作霖气得胡子直哆嗦，拍着桌子大骂郭松龄是“喂不熟的白眼狼”，转头就悬赏80万大洋要郭松龄的脑袋。老帅为了保住地盘，他甚至不惜去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拿国家权益换取关东军的支持。 这时候最难受的是谁？肯定是张学良。一边是亲爹，一边是恩师。他不想打，他多次给郭松龄写信，甚至派飞机去撒传单，就是想把这头“倔驴”给拉回来。 但郭松龄这回是铁了心了。他给张学良回信：“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 这封信，与其说是决裂书，不如说是绝命书。 1925年12月24日，那是个平安夜，可对郭松龄来说，却是末路。他眼瞅着大势已去，便和夫人韩淑秀乔装改扮，想要逃往山海关。郭松龄脱下了戎装，换上了那身看着有些别扭的农夫棉袄，韩淑秀也扮成了村妇。两人坐着一辆破驴车，在冰天雪地里仓皇南逃。 这时候的张作霖，那可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他在密电里说得明白：“郭逆松龄……今既单车遁走，一匹夫足以捕之。” 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跑到了柳河沟乡张家沟子村，为了躲避搜捕，他们藏进了一个农家的菜窑里。没过多久，奉军的追兵就到了。当士兵们从菜窑里把这对曾经叱咤风云的夫妇拖出来时，一切都结束了。 消息传回沈阳大帅府，张作霖那是大喜过望。但他没有给郭松龄任何辩解的机会，更没有像张学良期望的那样“留条活路”。他的命令只有四个字：就地枪决。 行刑地点在老达房。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郭松龄没怂。史料记载，他高喊：“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而他的妻子韩淑秀，这位奇女子，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气节，她喊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枪声响过，两具温热的躯体倒在了寒冷的雪地上。 但这还没完。张作霖要“杀人诛心”。他觉得光杀了还不够解气，还得让所有人都看看背叛他的下场。他下令把两人的尸体运回沈阳，稍微清洗了一下血迹，换了身衣服，然后直接扔到了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 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曾经的奉军名将，张学良最敬重的老师，就那么毫无尊严地躺在竹席上，任由寒风吹，任由路人看。张作霖还让人拍了照片，印成传单，贴得满大街都是。这招太狠了，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羞辱，来震慑手底下那帮蠢蠢欲动的将领。 这时候的张学良在哪儿呢？他还在前线，还在试图联系郭松龄，还在想着怎么能在最后关头保住老师一条命。当父亲处决郭松龄并暴尸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少帅整个人都崩了。 那种痛苦，是撕心裂肺的。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悼痛曷极！”这四个字，字字泣血。他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朋友，他是觉得自己作为儿子，没能阻止父亲的残暴；作为学生，没能保住老师的性命；作为军人，他对这种毫无底线的军阀内斗感到深深的厌恶。 那时候的张学良，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过要脱离军界，去读书，去留学，去一个没有硝烟和阴谋的地方。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虽然是“少帅”，但在父亲那个庞大而陈旧的权力体系面前，竟然是如此的无力。 还有个细节特别戳人。郭松龄被曝尸那几天，他在沈阳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吓得跟鹌鹑似的，谁敢去收尸？那是跟“大帅”作对啊！这时候，站出来的竟然是张作霖最宠爱的五夫人寿氏。这女人不简单，她冒着大帅发火的风险，硬是劝说张作霖允许郭家的远房亲戚来收尸。最后，两人的灵柩才得以暂厝在珠林寺。 这件事儿，虽然在张作霖的雷霆手段下看似平息了，但在张学良心里，扎下了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 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郭松龄夫妇的棺椁直到1948年才被继子迁葬。而张学良，从少帅变成了阶下囚，在漫长的软禁岁月中，他无数次回忆起1925年的那个冬天。 1981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张学良在台湾，面对采访时，说出了一句震聋发聩的话：“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这话里头，藏着多少遗憾，多少悔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在怀念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也是在痛惜那个如果有郭松龄辅佐，或许会截然不同的东北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