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出发之前，他已是公认的仿古高手，石涛、八大山人的路子都被他摸得透透的。但张大千自己清楚，在明清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去，画得再像也不过是个"仿"字。他想找更老的东西。 莫高窟里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差。洞里没有自然光，张大千就一手举蜡烛一手拿笔，有时候蹲着，有时候直接躺在地上对着头顶的壁画描。 颜料是专程从西藏运来的矿物颜料，石青、石绿、朱砂，还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懂古法调色的藏族喇嘛画师配合。就这样耗了两年七个月，临摹了两百七十多幅。 这批东西的价值，当时很多人并不完全看得出来。陈寅恪后来专门写文章称赞，说张大千把这些东西带到世人眼前，是在民族艺术史上另辟了一条新路。 但张大千在敦煌期间也没少惹麻烦，1943年，甘肃省参议员郭永禄向参议会实名举报，说张大千破坏壁画。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张大千被迫提前撤离，心里这口气咽得相当难受。 后来调查结果出来，所谓"破坏"不过是一堵早就酥烂的旧壁在官员视察时被随行人员碰掉了，和张大千本人毫无关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公开为他澄清。 但这件事在民间流传了很多年，直到今天还有人翻出来议论。 带着这批画漂到台北之后，张大千没有停下来。1956年，57岁的张大千接受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尔的邀请，偕徐雯波前往巴黎办展。 6月在赛那奇博物馆展出的是敦煌临摹壁画，7月在卢浮宫东画廊展出的是近作。 法国媒体反应热烈，有评论说西方画家里只有毕加索的成就可以和张大千相比。张大千看到这句话，心里起了个念头，既然有人这么说，何不亲眼见一见。 问题是没人愿意牵这条线。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画家，赵无极、潘玉良、常玉，一个个都推辞了。乔治·萨尔也说自己帮不上忙。 张大千干脆让翻译直接打电话去毕加索工作室找秘书。 几经周折，两人先是约好去戛纳的陶瓷展碰面，结果当天没见着。当晚毕加索亲自回了电话致歉，并正式邀请张大千夫妇次日到尼斯的别墅做客。 1956年7月29日，张大千夫妇到达毕加索位于尼斯港的"加尼福里亚"别墅。75岁的毕加索平时在家习惯不修边幅，那天却换上了条纹衬衫，刮干净了胡子。 一见面，毕加索就捧出五大本画册，说这是他最近临摹齐白石花鸟的习作，请张大千指点。张大千翻了翻，说工具不对，随即取出毛笔，当场写了几个字，给毕加索演示什么叫"墨分五色"。 毕加索盯着那几笔看了很久。 饭后，毕加索说了一句让张大千记了很久的话，大意是他始终想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专程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他看来世界上真正有艺术的地方，中国排第一。 临别互赠礼物，毕加索把一幅《西班牙牧神像》送给张大千，张大千则把当天在巴黎画的《墨竹图》回赠，还附了两支中国毛笔和一套汉代石刻拓片。 苏轼这句话，放在张大千身上倒是贴切。 从成都到台北，从台北到巴黎，从巴西圣保罗的"八德园"到美国加州的"环荜庵"，张大千这一生换了太多地方落脚，却没有一处是真正的故乡。 1976年，张大千最终决定回台湾。78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也不想再搬了。他在台北外双溪买了块地，亲自设计，盖起一座四合院，命名"摩耶精舍"。 "摩耶"取自佛典，是释迦牟尼之母的名字，腹中藏有三千大千世界，取这个名字，不过是"大千精舍"的另一种说法。 他还专程把在美国时放在庭院里的一块大石头，装船运了回来，安在后院梅树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