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谈斗争：“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话听着不长，里面那股火却不小。 新中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怎么还把“斗争”说得这么重，矛头还直直对着自己队伍里那些掌权的人？这不是随口抱怨，也不是老年人的一时激愤，它是毛主席一生经历、一路碰壁、一路较劲以后，压出来的一句重话。 毛主席年轻时就有一股硬劲。 小时候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书里刀来剑往，人物不是在斗智，就是在斗勇，小孩看多了，心里总会养出一点不服输的气。到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时的“奋斗”，更像青年人的意气，像站在江边卷起裤腿，觉得天大地大，总该闯一闯。那还不是后来那种严丝合缝的政治思想，可那股不认命的劲，已经摆在那里了。 真正让“斗争”两个字落地，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就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别看这句话像平常话，分量其实很重。敌友不分，队伍就容易乱，力气也会使偏。 中国过去不少革命，热热闹闹闹一场，最后没成气候，在他看来，毛病就出在这里。紧接着，他又把革命说得很直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温吞吞做文章，更不是摆出一副文雅样子。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行动。到了这一步，“斗争”已经不再是少年人的血气，而成了看世界、分敌友、定策略的一把尺子。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今后要特别注意军事，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很多话，放在书页里读着轻，放到当时那个局势里看，就带着火药味。秋收起义随即展开，起义受挫，部队散了又聚，最后上了井冈山。那段日子并不体面，说难听点，真有点灰头土脸，吃的不宽裕，枪也不齐整，脚下踩的路全是硬石头。可毛主席没有把这段经历写成诉苦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标题直接定为《井冈山的斗争》。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别人眼里是败后转移，他眼里是新的路子正在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些东西从这里开始，慢慢拧成了一股绳。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谈斗争，已经不只是冲着外面的敌人去，手也开始往自己队伍内部伸。古田会议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召开，他明确提出，要对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还说，对盲动主义已经斗过，还是不够。这句话挺见分量。说明他看得很明白，队伍不是扛起枪就自动纯洁，思想乱了，脚步就会飘。差不多也是这个阶段，他写《反对本本主义》，表面上写的是“反对”，骨子里还是斗争，是跟教条主义斗，跟不调查、不研究、只会照搬照抄的坏作风斗。他把话挑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说得土一点，脚底得沾泥，眼睛得往下看，不能老拿别处的尺子来量中国的地。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写《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又把矛头对准了中央苏区一些地方政权里的官僚主义。这个细节很要紧，因为它说明，毛主席很早就警惕一个问题：革命队伍一旦掌握了一点权力，坏作风就会冒头。 干部摆架子，脱离群众，事情就会办歪，甚至把人心办散。这条线，其实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通到一九七五年那句“比资本家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环境变了，斗争的对象也该变了。毛主席并不是没看到这一点。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他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讲过，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全党要搞建设，要率领整个社会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的面貌改过来。这个判断，其实很清楚，说明他知道建国后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不是老停在过去的战斗状态里。 可历史的麻烦也就在这里。后面对整风形势判断出了问题，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冲掉，阶级斗争又被摆到了过重的位置。 还有一条线，也不能漏。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他部署得很急，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军区到各级军区，都要抓紧，学文件别拖太久，干部会赶紧开，限期把斗争展开。 这个时候的斗争，早不是打天下了，而是冲着执政党自己身上的病灶去。说得再直白一点，他最担心的，就是人一旦坐稳了位子，日子一舒坦，心就变硬了，耳朵也关上了。 这么一路看下来，一九七五年那句重话就不突兀了。 秘书、车子、高工资、衣食无忧，这些东西单看都不稀奇，凑在一块，就成了一个危险信号。 离群众远了，手里权力又大，慢慢就可能活成群众最怕的样子。毛主席这一辈子都在讲斗争，讲到晚年，真正最扎心的地方，不是向外看，而是猛地转过头，盯住自己队伍里那些可能变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