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毛主席那句说得不高，不飘，甚至有点发涩。它不是站在台上讲出来的口号，是一个父亲把心里最疼的那块地方，慢慢掀开了一角。毛主席一生有十个孩子，最后真正长大成人、只有四个。别的六个，有的夭折，有的失散，有的连一个完整的下落都没留下。外头的人一提伟人，爱说胸怀，说格局，说他扛着大历史往前走。可日子真落到家里，账不是这么算的。 孩子一个接一个没了，那个疼，不会因为身份高就轻一点。 最早让人心里发沉的，是杨开慧留下的三个孩子。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这三兄弟，日子一下就悬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初，毛泽民把他们安排进上海大同幼稚园。为了遮掩身份，三个孩子都改了名字，毛岸英叫杨永福，毛岸青叫杨永寿，毛岸龙叫杨永泰。 更难受的事还在后头，毛岸龙寄居在上海时，突然生了急病。那是个夏夜，孩子先腹泻，接着发高烧，来势凶得很。保育员陈凤仙赶紧把他抱去广慈医院，医院诊断是噤口痢。忙了一夜，命还是没保住，当夜就去世了。母亲没了，父亲又不在身边，兄弟几个刚从一场变故里跌出来，又被狠狠砸了一下。 对毛岸英、毛岸青来说，这种日子不是委屈，是硬生生学着长大。 贺子珍那边的六个孩子，命运更让人堵得慌。说到底，不是她不疼孩子，是那个年月压根不给人慢慢当母亲的工夫。 一九二九年，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县城那阵子，贺子珍还不到二十岁，生下一个女孩。 这是毛主席的长女。孩子出生才二十多天，战事已经逼到眼前，抱着走不现实，留在身边更危险，只能托付给老乡寄养。 贺子珍把婴儿用被子包好，亲手交给一位信得过的大嫂。 那种交托，看着像个动作，里头其实全是刀子。她当然盼着有一天能接回来，哪怕苦一点，熬一点，也总想着母女还能团圆。 三年后，她回到龙岩找那个孩子，听到的却是孩子已经去世。 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又生下一个男孩，乳名毛毛，毛主席给他取名毛岸红。 孩子模样周正，眼睛大，有点像父亲。毛主席很喜欢，孩子长到两岁，一家人心里总算攒出一点暖意。偏偏世道不让人安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队伍有铁规矩，行军不能带孩子，孩子一哭，部队的行踪就可能暴露。 毛岸红只能留在苏区，交给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照料。 事情走到这里，还不算完。 红军主力撤走后，苏区很快被白色恐怖罩住。 一九三五年，毛泽覃牺牲，贺怡也曾被捕，毛岸红又被送到老乡家寄养。一个孩子，被时代推来推去，今天在这家，明天换那家，命像纸片一样轻。新中国成立后，贺怡一直记着这件事。 她知道姐姐贺子珍放不下，毛主席也放不下，就四处奔波，想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有一次，她可能已经听到了毛岸红的线索，从广东赶往泰和，夜里还在赶路，结果不幸遇上车祸，人就这么没了。一个寻亲的人，最后倒在了路上，事情听着都让人发闷。 一九三三年，贺子珍还生过一个男孩。因为早产，先天不足，孩子没活下来。只不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伤口连细看都顾不上，就得继续往前赶。 最扎人的，还是长征路上的那个女婴。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贺子珍再次分娩。那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前头后头都悬着风险。她生下一个女孩，自己却像在鬼门关边上打转，嘴里喊的是毛主席的名字，可毛主席因为战事并不在身边。孩子出生了，却偏偏生在最不是时候的时候。 队伍在转移，任何人都不能带着婴儿行军，理由很简单，也很残酷，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 贺子珍只能把孩子留下。 她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块银元，又叫人拿出四条从长征以来一直舍不得用的白色新毛巾，再脱下自己的茄色外套，把孩子裹好。她把孩子抱过来，在小脸蛋上轻轻亲了一下。 就这么一下，往后就是一辈子的空。毛主席赶到时，已经迟了，只能望着奄奄一息的妻子，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收养女婴的张二婆是个善良人，照料得很细心。 可孩子在父母离开几个月后，浑身生起又红又大的疮，白天不吃不喝，晚上哭闹不止。张二婆四处求医问药，还是没能留住这个小生命。乱世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总是刀光剑影，也可能是一场病，一阵寒，一口奶接不上，人就没了。 一九三八年，贺子珍到苏联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 这是毛主席生命中的第九个孩子。原以为离开国内战场，兴许能喘口气，谁承想苏联天气寒冷，孩子先得了感冒，后来转成肺炎，没来得及抢救，又夭折了。 毛主席是强者，这不用多说。 可强者也不是铁铸的，碰到孩子的事，一样会疼，会沉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咽下说不出口的话。再往深处看，那几个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那几个在病里、在路上、在寄养中悄悄消失的小生命，又何尝不是这个家交出去的代价。 再回头看那句话，味道就全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