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美军为了进行一项秘密研究，竟然强迫十名带有梅毒的妓女，和上千名囚犯同处一室，原因却令人发指，细思极恐！
把时间拨回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当时美国人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但私底下的生活作风却烂得令人发指。当时的驻外美军因为私生活极度混乱，付出了惨痛的生理代价。有数据显示，在攻打欧洲时，光是染上性病的美国士兵就高达七八万人。等到了日本投降后，数十万驻日美军里，仅一年时间就有四分之一的人“中招”。
大量士兵因为严重的淋病和梅毒丧失战斗力，甚至被迫退役。美国当局看着这些节节攀升的感染数据，可谓是焦头烂额。他们压根没想过怎么去约束士兵们的下半身，满脑子琢磨的，是如何找到一种能让士兵们继续肆意寻欢作乐、又能快速治愈性病的“神丹妙药”。
在国内搞这种危险的活体实验阻力太大，容易被舆论反噬。于是，美国公共卫生局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弱小、落后且对美国极其顺从的拉美国家——危地马拉。
1946年，一个名叫约翰卡特勒的美国医生带着团队，打着“公共卫生援助”和“医疗研究”的幌子，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危地马拉。这个卡特勒可不是什么善茬，他顶着哈佛医学院博士的光环，骨子里却是个毫无底线的冷血屠夫。他早前就在印第安纳州的监狱里拿囚犯做过淋病实验，可谓是轻车熟路。
到了危地马拉后，卡特勒团队的操作简直丧心病狂。他们首先用金钱诱惑，或者直接暗中操作，让十多名当地的妓女感染上淋病和梅毒。等这些妓女彻底沦为行走的“毒蛊”后，卡特勒竟然买通了当地的狱警，打着所谓“慰问”的荒唐名义，把这些携带着致命病毒的妓女，直接送进了关押着上千名男囚犯的监狱里！
卡特勒团队就躲在单向玻璃后面，像看小白鼠一样，冷血地记录着病毒是如何通过男女性行为在人群中疯狂传播的。
但很快，卡特勒觉得这种“自然传播”的效率太低了，进度完全达不到美国军方的要求。于是，他们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直接开启了反人类的活体注射。
他们把魔爪伸向了当地的军队士兵、精神病院的患者、孤儿院的儿童，甚至还有偏远农村的无辜百姓。整整5500多人被卷入这场恐怖的旋涡。卡特勒的团队每天端着针管，把从兔子身上培养出来的梅毒螺旋体，直接注射进这些无辜者的手臂和颈静脉。
有时候为了模拟重症，他们甚至会在受害者的生殖器、胳膊和脸上残忍地刮破皮肤，硬生生地滴上高浓度的细菌。最狠毒的一招是脊柱穿刺，直接把螺旋体打进人的脊髓里！
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位名叫波塔的女性精神病患者，她的遭遇简直让人心碎。为了测试人体免疫力崩溃后的极端反应，卡特勒团队强制给她注射了高浓度的梅毒病毒，然后把她像垃圾一样扔在肮脏的角落里不闻不问。
短短一个月，波塔的身体就开始急剧恶化，高烧不退、全身布满红色肿块、大面积的皮肤开始溃烂脱落。她在无尽的痛苦中哀嚎打滚，但那些穿着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完全充耳不闻。他们甚至极其变态地从其他男性感染者身上提取出新鲜的脓液和病毒，直接注射到波塔的眼睛和私处。没过几天，波塔的眼睛开始往外流脓，整个面部溃烂到无法直视，最终在极致的折磨中凄惨死去。
在卡特勒等人的眼里，波塔连一个人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组用完即弃的实验数据。
这场惨绝人寰的活体实验从1946年一直拖到了1948年。超过1308名危地马拉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故意感染。他们被骗说这是在接种“免费疫苗”或是进行“常规体检”。实验结束后，美国人拍拍屁股走人，资金一断，留下的是满地疮痍。绝大多数感染者被当成垃圾一样抛弃，没有任何后续治疗，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体腐烂，甚至把病毒传染给了无辜的家人。官方冰冷的数据显示，到1953年，至少有83人死于败血症或心脏炎等严重并发症。
讽刺至极的是，那个制造了这一切惨剧的刽子手卡特勒，回国后竟然升官发财、平步青云。他去了印度领导世卫组织的项目，当上了美国助理卫生局长，晚年还在匹兹堡大学当着受人敬仰的教授。直到2003年他87岁寿终正寝时，这段沾满鲜血的历史依然被死死封锁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铁皮柜里。
纸终究包不住火。直到2005年，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在调查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时，偶然翻到了卡特勒留下的旧文件，这桩惊天丑闻才得以重见天日。
2010年，真相公之于众，全球哗然。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迫于舆论压力，赶紧给危地马拉总统打电话道歉，说这“不代表美国价值观”。2011年，美国出了一份名为《伦理上不可能》的调查报告，承认了这是严重的伦理违规。
但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当危地马拉的受害者家属和生还者愤怒地起诉美国政府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美国法院却在2012年以“主权豁免”和“时效过长”为由，把案子全部驳回。直到今天，那些被毁掉了一生、甚至连累了几代人的危地马拉平民，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实质性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