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的一个深夜，哈尔滨道外景阳街“天泰客栈”里，20岁的张宗兰把最后一点鸦片碾碎，混进半碗凉水。张宗兰低声对嫂子金凤英说：“喝了吧，不能让他们抓活的。” 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金凤英抱着熟睡的女儿，手一直在抖。窗外能听见脚步声，旅馆走廊里不时有人来回走动。张宗兰心里明白，这些人不是普通住客，而是日伪特务。 哈尔滨站下车时，张宗兰已经注意到四个穿黑棉袄的人一直跟在后面。从火车到客栈，这几个人始终没有离开视线。 张宗兰没有再说话，只是把碗推过去。金凤英看着碗里的水，又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半天没有动。张宗兰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声音压得很低：“要是被他们抓住，村里的人都会遭殃。” 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桌上那碗水已经有些凉了。 这一天的夜晚，其实是很多事情积累后的结果。 时间往前推两年。1936年，佳木斯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里，一些学生在宿舍里悄悄读书讨论。那时东北已经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多年，学校的课堂上不允许谈抗日，但学生之间仍有人传阅进步书籍。张宗兰当时十八岁，经常参加这样的夜间讨论。 后来，在地下党组织介绍下，张宗兰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佳木斯地方史》的记录，张宗兰加入组织后，很快被安排负责妇女和交通联络工作。 当时的佳木斯地下党人数不多，但任务很多。抗日联军在黑龙江和吉林的山区活动，需要城市里的人提供情报和物资。张宗兰的工作大多在城里进行。 张宗兰经常以学校教员或探亲的名义外出，联系各处联络点。有时是给抗联送棉衣，有时是传递情报，也有时只是确认交通员是否安全。 佳木斯城里有几处常用的联络地点。一个是裁缝铺，一个是学生宿舍，还有几处普通民宅。张宗兰负责把这些地方串联起来。有时晚上见面，有时在集市里简单交谈几句。张宗兰做事一向谨慎，几年里始终没有被日伪警察注意。 1937年以后，东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关东军和伪满警察开始大规模搜捕地下组织。 城市里经常突然出现检查，很多联络点被迫停用。 1938年初，佳木斯地下党得到消息，日本特务机关准备一次集中抓捕。消息传得很急，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时间。直到3月15日这一天，大批警察突然出动，多个联络点被搜查，一些地下党员当场被捕。 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三一五肃整”。 当天晚上，地下党组织紧急开会。市委决定立即转移重要文件，同时安排骨干人员撤离。张宗兰被安排负责一件事——把机密文件送出城。那些文件关系到多条交通线，如果落到日伪手里，许多同志都会暴露。 临走前的那一夜，张宗兰在油灯下把文件拆开，一条条卷好，然后塞进掏空的萝卜里。交通员是一个常年在城门口讨饭的人，平时没有人注意。 张宗兰把萝卜交给交通员，只说一句话：“出了东门再看。” 文件送走后，张宗兰才准备离开佳木斯。地下党要求张宗兰暂时回双城躲避。为了不引人注意，张宗兰带上嫂子金凤英和两个孩子，假装回娘家探亲。路上张宗兰一遍遍提醒：“记住，我们是回家探亲的人。” 从佳木斯到哈尔滨的火车很慢。3月17日傍晚，几个人上了车。车厢里人不多，可张宗兰很快发现后面有几个人一直盯着。那几个人穿着黑棉袄，不说话，却总是换位置。 张宗兰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到哈尔滨站时已经是深夜。气温很低，站台上只有零散的灯光。张宗兰带着家人下车，走向道外区。道外是普通百姓聚集的地方，旅馆多，人员杂乱，按理说更容易隐藏。 景阳街的“天泰客栈”就是这样一家小旅店。 登记时，张宗兰用了假名“李秀云”，说是带家人投亲。掌柜没有多问，只给了一间房。可刚进屋没多久，张宗兰就从窗缝里看到那几个黑棉袄的人走进院子。 前门有人守着，后门也有人。 张宗兰立刻明白情况已经很紧。张宗兰想起离开佳木斯前，地下党负责人说过一句话：“地下工作最重要的是守口如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