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岳健勇近日发文提醒中国： 很多人喜欢把当前格局理解成中美“对峙”，但世界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越来越复杂的网络。 美国仍然掌握着全球金融和制度资源的主导权，而我国尽管体量庞大，仍在关键环节上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短板。 经济总量第二并不意味着全球影响力第二，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占比还不高，多数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依旧掌握在美欧手里。 外资企业在人民币资产配置上仍偏谨慎，国际资金更多还是围绕美元和欧元打转。 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透明度和法治化程度，我们确实还没达到能和美元体系正面对抗的程度。 岳健勇的文章里提到，冷战时期的苏联靠的是钢铁和坦克，而当下的战略竞争拼的是制度效率、技术创新、产业链韧性这些“软”实力。 我国走的路跟苏联完全不一样，没有陷入拼军备、拉阵营、封闭体系的那一套，而是坚持开放与合作、发展与共赢，这种差异化选择在今天看来，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战略定力。 但清醒并不等于无忧，眼下的世界确实处在一个“非两极”的微妙阶段。 美国依然强势，欧洲正在“脱美求稳”，印度试图当“第三极”，日本在高市早苗上台后也更想摆脱单纯追随美国的角色，甚至开始在亚太地区强化军力布局。 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压力也是空间，局势越分散，就越有可能为我国的战略布局提供腾挪余地。 岳健勇提出，我们需要从内外两头同时发力：内部要夯实科技底座，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外部则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增强国际话语权。 这并不是“口号式”的加油，而是现实博弈的生死问题。 过去几年，大家都感受到资本外流、内需承压、产业转型的那种“阵痛”，但从另一面想，这或许正是一个重新梳理增长逻辑的契机。 比如数字货币的跨境互认机制正在推进，本币结算比例上升，人民币资产被越来越多国家纳入储备体系。 再比如，我国主导的亚投行、金砖机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声音越来越亮，这些都说明我们在努力挣脱“美元单极”的枷锁。 中国要成为世界重要一极，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人工智能、基础芯片、新能源安全、智能制造、空间探索，这些领域的突围才决定我们在未来几十年能否守住发展主动权。 过去我们讲“引进来”，现在更讲“走出去”，这种变化不仅是路径调整，更体现出战略信心。 但岳健勇也提醒，一味自信而不知差距，就会陷入新的盲区，承认差距，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一种积蓄力量的理性姿态。 我们现在缺的，正是一种“慢功夫”的心态：既要敢于突破，也要耐住寂寞，战略上激进容易赢得掌声，稳中求进却才能撑起未来。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现实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外部竞争，更有内部结构优化的问题。 金融资源需要更有效流向科技与产业创新，地方财政和企业债务结构也得调整，制度弹性、政策执行力，这些看似抽象的能力，其实最终都决定了国家的创新效率。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指望单靠经济总量就弥补全球权力结构的差距。 真正的竞争，是制度、科技、文化与规则的复合博弈，岳健勇的“非两极”观点，其实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战略：不是去幻想“取代谁”，而是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坐标体系。 这一年的开局，注定不平静，但大国崛起从来不是直线上升的故事，真正的智慧，是在冷静看清差距的同时，也能从混乱中看到秩序的种子。 承认不足，不代表停下脚步，这是一种理性大国应有的自省姿态。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新的全球重组中，不做被动的“被安排者”，而成为塑造规则的那一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