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河北灵寿县的山路上，两个日军侦察兵哼着小调、挎着三八式步枪，大摇大摆地在山路转角处，撞见一个衣衫破烂、满脸尘土的“老农”。 这老农叫王二牛，其实才三十出头，可连年的逃荒讨饭把背都压弯了。他刚从山外讨了半袋麸皮，正准备回山里给躲藏的乡亲们送粮。看见这两个日本兵，他心里咯噔一下，脚步却没停，只是把破草帽往下扯了扯，遮住大半张脸。 日本兵端着枪围上来，枪托砸在他背上，疼得他闷哼一声。“什么的干活？”其中一个歪嘴翻译官模样的家伙扯着嗓子问。王二牛装作听不懂，嘴里呜噜呜噜念叨着听天书似的土话，手却悄悄摸向腰间——那里藏着一把磨尖的铁片，是他用来割麦秆的，此刻成了唯一的武器。 另一个日本兵不耐烦，抬脚踹翻了他装麸皮的布袋，黄白色的粉末撒了一地。王二牛盯着地上的麸皮，突然扑过去护住，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这反常的举动让日本兵愣了一下，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些中国农民就该逆来顺受。就在翻译官弯腰抓他胳膊时，王二牛猛地抽出铁片，狠狠划向对方手腕。翻译官惨叫松手，日本兵举枪要射，王二牛已经滚到路边石坎下，抓起一块石头砸过去，趁着对方躲闪的空当，钻进旁边的玉米地。 这一幕被藏在山梁上的民兵队长李栓子看得清清楚楚。他攥紧手里的汉阳造，指节发白。去年冬天，他亲眼看见日本兵烧了邻村的房子，王二牛的媳妇孩子就是那时没了踪影。李栓子带人从后山包抄下来，两声枪响，一个日本兵应声倒地，另一个见势不妙想跑，被王二牛从玉米地里冲出来，用锄头柄结结实实敲在后脑勺上。 这事儿后来在灵寿县的抗日队伍里传开了。有人说王二牛是胆大包天，也有人说这是被逼出来的狠劲。但更多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在1939年那个春天，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着侵略。他们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主义，只知道地不能丢，家不能毁，人不能跪着活。 查了下当时的背景，1939年正是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最频繁的时候，灵寿县属于晋察冀边区，八路军120师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日军常派小股侦察兵探路，老百姓和他们的遭遇，就是战争最真实的注脚。王二牛的“老农”身份，恰恰是当时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他们不是天生的战士，却在国破家亡的时刻，被迫拿起了最粗糙的武器。 这种反抗看着笨拙，甚至带着血腥气，却有着钢铁般的韧性。就像王二牛后来跟李栓子说的：“俺不是不怕死，是怕死了连块埋麸皮的地都没有。”这话糙，理却不糙。在侵略者眼里，他们或许是“顺民”，是“可以随意欺辱的蝼蚁”，可当底线被踩穿，再老实的人也会变成刺猬。 后来，王二牛加入了村里的游击小组，跟着李栓子学打枪、埋地雷。他还是那身破衣裳，还是那副弯着的背，可眼神里有了光。他说，等把鬼子赶跑了，要种一亩好地，让家里的米缸永远满着。这愿望简单得像山里的泉水，却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念想。 现在回头看，1939年春天的那场偶遇，不过是抗战大潮里的一朵小浪花。可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汇成了改变历史的洪流。那些被日本兵称为“支那人”的农民、商人、学生，用最朴素的生存本能，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他们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有被汗水浸透的破衣衫，和深夜里磨得发亮的镰刀锄头。 王二牛活到了抗战胜利，也真的种上了自己的地。他总说，人得站着活，地得自己种，这道理，比什么大道理都实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