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算命先生对19岁的高晓松说：“你只能活到35岁。”他听完笑了笑，不以

1988年，算命先生对19岁的高晓松说：“你只能活到35岁。”他听完笑了笑，不以为意。不料，34岁的最后一天，高晓松真的差点在五台山坠崖身亡，而改写他命运的，是一个小孩。   没人把这句话当真，包括高晓松自己。那年他刚考上清华，从天津坐船去青岛，全当毕业旅行。青岛的街边蹲着个穿灰呢大衣的老头，戴着副金属边眼镜，不像寻常跑江湖的。年轻人嘛，心高气傲，不问前程，张嘴就是：“我什么时候死？”   老头盯着他看了半晌，不紧不慢的说：“三十五岁。”   高晓松后来在节目里讲起这段，语气已经放得很轻：“我当时觉得这大师太会聊天了，三十五岁，正当年，怎么就死了呢？”他付了钱，把这事儿当个笑话，一路带回北京。   此后的十六年，高晓松顺得不像话。写歌，录专辑，开广告公司，当导演。他坐在电影剪辑室里，窗外是九十年代最热闹的北京，他觉得自己早把那句预言扔进太平洋了。   可每年冬天，他会一个人去趟五台山。   不是什么虔诚的香客。五爷庙前，他不磕头，不求财，也不求名。他只是站在那儿，心里默念一句：五爷，今年我还在呢。然后转身下山，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个习惯从1995年开始。他没跟任何人讲过，连经纪人都不知道。有时候大雪封山，庙里没别人，他就在台阶上坐一会儿，看香灰落进铜鼎。他说不上自己在等什么，又在躲什么。   2003年11月的最后一天，离他三十五岁生日只剩二十四个小时。   那年北京入冬特别早。高晓松从剧组请了假，独自飞太原，包了辆破吉普进山。五台山已经下了三场雪，山道结冰，游客绝迹。司机是本地人，不太愿意往上开，说这天气南台的路况不好，上去容易下来难。   高晓松加了两百块钱。   车停在山脚时，他看见墙角蹲着个男孩。他蹲在那儿，也不吆喝，就盯着过路的车。高晓松走过去，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回家。   男孩抬头说：“这不是等到你了吗？”   高晓松愣了一下，觉得有缘，便让男孩上车当导游，又托男孩的亲戚租到那辆吉普——就是后来差点要了他命的那辆。   五爷庙前没别人。高晓松站在香炉边，突然想做件特别的事。他听说五爷爱听戏，山西这边的老规矩，还愿要请戏班子唱。他没请戏班子，自己清了清嗓子，迎着零下二十度的山风，给五爷唱了一段《甘露寺》。   拜完五个台顶，天色彻底黑透。南台的积雪最厚，车灯照出去，光束里全是扑簌簌往下落的雪屑。高晓松冻得牙齿打战，拜完最后一个殿，几乎是跑着回车里。司机不在——后来他回忆，司机说去方便了。总之，他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拧了钥匙。   他没注意到那辆车的档位挂着“一档”。   手刹是坏的。这破吉普在山里跑了十几年，司机停车时习惯了挂档制动。高晓松一拧钥匙，车猛地往前一窜，他下意识踩刹车——脚底的踏板软得像踩进雪里。他慌了，伸手把档杆一推，摘了档。   车开始往后溜。   后面是南台的下坡，雪覆着冰，车轮根本没有抓地力。车身斜着滑出去，方向不受控，高晓松扭头往后看——后窗玻璃上全是霜，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坡的尽头是悬崖。   他后来说，那一瞬间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跑完，只有一个字：哦。   原来是这样死的。   这大师算得还挺准。   然后他听见后座一声闷响。   那个一路没怎么说话、缩在后座角落打瞌睡的男孩，从座椅之间扑了过来。男孩半个身子探进驾驶座，一脚踩住刹车——不是踩，是整个人砸上去的。   车停了。   仪表盘微弱的绿光里，高晓松看见男孩的脸。嘴唇冻得发紫，额头上全是汗，脚还死死钉在刹车上，整个人压着方向盘。   山风从车窗缝灌进来，尖锐的呼啸。   男孩先开口：“叔，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高晓松没答话。他盯着仪表盘和悬崖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可能只有三十厘米。车头已经探出崖线，左前轮悬空了小半截。   他后来对记者说，那三十厘米是他这辈子跨过的最长的距离。   下山时他把身上所有的现金翻出来，三千多块，塞进男孩的棉袄口袋。男孩推了几下，没推掉，攥着口袋边的布料，低着头说：   “叔，这太多了。”   高晓松没问他叫什么名字，也没留电话。车开出去很远，他从后视镜看见男孩还站在山脚的路灯下，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手里攥着那卷红布条，没系上。   他后来再没去过五台山。   有朋友问，你不是每年都去吗，今年怎么不去了。   他说，去够了。   朋友又问，那算命的说你活不过三十五，这不应验了吗？你还信啊？   高晓松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没接话。   几年后他在《奇葩说》聊起这段经历，马东问他，你现在信命吗？   他说：“我不信命，但我信心理暗示。”   顿了顿，又说：“那根刺拔出来了，谁还回去看那个坑？”   参考信息： 高晓松|《奇葩说》节目上亲述   文|没有 编辑|史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