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解放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一天，他正在田里播种小麦，一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在田里找到他，拿出一张纸说：“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1981年冬天豫西一个寂静的麦田里，画面被割裂成两种极端的颜色，一边是泥土色，23岁的阎连科裤腿沾满黄泥，手抓木耧耙，正跟在父亲身后播种小麦，另一边是国防绿一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团部参谋，踩着冻硬的土地，一脚深一脚浅地向他走来。 那个年代，“四个兜”是军官的特权，普通士兵只能穿“两个兜”此刻，这两种阶层标志在田埂上发生了物理碰撞，参谋手里捏着一张盖了红章的纸，气喘吁吁地对这个刚做回农民三天的年轻人说：“召回令，限你三天内归队”。 就在三天前，这名未来的卡夫卡奖得主刚刚签收了他军旅生涯的“清算单”兜里揣着117块退伍费和一叠粮票，他坐上商丘回洛阳的绿皮车，看着窗外倒退的树影，认命了，这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刚结束，大裁军的机器正在隆隆运转。 系统设定了一套冷酷的筛选算法：无军校学历者，一律不提干，在这套硬性规则面前，阎连科那点才华显得苍白无力，为了跳出农门，他在煤油灯下熬红了眼，写了十多万字，虽因被母亲当废纸烧了而没存下多少，但他确确实实凭笔杆子立过两次三等功。 他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作品，拿过8块钱巨额稿费，但在1981年的裁军潮中，这些数据统统被归零，系统判定他是“冗余代码”，直接执行了删除操作，然而，系统的反应存在致命的滞后性。 就在阎连科办完手续离队的当口，一份战报迟迟抵达了总政主任韦国清的案头，阎连科创作的独幕剧《二挂鞭》在全军文艺汇演中拿了一等奖，这个奖项触发了系统的“人才保护机制”韦国清当即批示要留下这根骨干。 这是一次罕见的“手动回滚”在武汉军区仅有的30多个提干名额中，师部为了执行高层意志，硬生生挤出了1个正排职空缺，但这张“回程票”并不是免费发放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归队”绝非请客吃饭，而是一场赤裸裸的经济博弈。 部队有严格的财务纪律：想穿回军装，可以，先把领走的117元退伍费全额吐出来，这笔钱在1981年的豫西农村，等同于一家人好几年的生计，阎家的家庭会议瞬间炸开了锅。 母亲代表了绝对的保守派，她看着那失而复得的儿子和实实在在的钞票，出于对风险的本能厌恶，坚决反对折腾，万一钱退了，事儿没成怎么办，父亲病重沉默，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县邮电局工作的哥哥扮演了“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相比于面朝黄土的父母，哥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拍板定案：这“四个兜”必须穿，这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跳板，为了凑齐这笔巨款，阎家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提前变卖那头准备过年杀的猪。 这是真正的“砸锅卖铁”加上哥哥掏空的积蓄和四处举债，他们终于在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刻，凑齐了这张昂贵的门票，当阎连科气喘吁吁地赶回营房，扣上那四个口袋的纽扣时，他的身份完成了从农民到正排职文化干事的暴力跃迁。 如果那个参谋晚来一步，或者家里的猪没卖出去，中国文坛将少一位让西方世界侧目的作家，多一个在嵩县种地的老农，这次命运的急转弯，在几十年后兑现了惊人的复利，他在军营重拾笔杆，从河南大学读到军艺。 将那片差点把他困住的黄土地，变成了笔下《年月日》和《受活》的魔幻世界。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阎连科 ：我成了故乡的逆子、贼盗和奸细 | 纯粹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