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抓了200多名特务，粟裕知道后，忍不住开口：“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不过一个师，有必要派这么多特务吗？” 200多个特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批学生一共才来多少人？要是按黄特这说法，这哪是来参军的，这简直是国民党给新四军“大换血”来了。 更要命的是，黄特指名道姓，说领头的特务叫田青。 这个田青是谁呢？她是个女学生，也是这批学生的领队之一。之前她确实因为不适应部队生活开过小差，后来又自己跑回来了。在锄奸科眼里，这种“有前科”的人，本身就自带疑点。 现在有了黄特的“指证”，锄奸科立刻对田青进行了突击审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审讯手段往往比较粗糙，加上田青一个小姑娘哪见过这阵仗，心理防线一崩，就被迫“招供”了，还顺着黄特的话，胡乱咬出了十几个人。 这一咬，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抓一个，咬一串；抓一串，咬一片。没过多久，200多名刚参军的热血青年，稀里糊涂地全成了“特务嫌疑人”，被关了起来。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报告送到师部，粟裕盯着那个数字，直觉告诉他：这不可能。 粟裕打仗厉害，搞情报分析也是把好手。他太了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了，戴笠就算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在一个师级单位，一次性安插一个营兵力的特务。这得花多少经费？得培训多久？图什么呢？ 粟裕立马把电话打给了当时的军锄奸部部长汤光恢。他对汤光恢说：“老汤，这事儿太蹊跷，你亲自去一趟一师，务必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汤光恢是老红军了，干保卫工作那是行家里手。他接到命令，火急火燎地赶到一师。 看着关押室里那一张张稚气未脱、满脸惊恐的学生脸庞，汤光恢心里大概有了底。他没急着审人，而是先找办案人员要物证。 “电台呢？密码本呢？武器呢？活动经费呢？具体的破坏计划书呢？”汤光恢一连串的发问，把一师锄奸科的人问懵了。 大家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地回答：“没有物证。全是口供。” 汤光恢一听，火气压不住了：“几百人的特务大案，连一把枪、一部电台都搜不出来？光凭几张嘴就定罪？简直是胡闹！” 汤光恢立刻调整调查方向。他一边安抚被关押的学生，一边通过新四军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去彻查这个所谓的“真理团”。 几天后，上海发回绝密电报：“真理团”系上海进步学生自发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无国民党背景，经费自筹，政治可靠，可信赖！ 既然“真理团”是红的，那黄特为什么要撒下这种弥天大谎？ 汤光恢决定提审黄特。 可就在提审人员走进牢房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黄特自杀了。 他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死在了窗框上。 原来，黄特入行前，他的上线就警告过他：“新四军那边有个叫汤光恢的，是搞保卫的行家，千万别落在他手里。”一听说上面派来复查案子的是汤光恢，黄特就知道自己的把戏要穿帮。与其被揭穿后受审，不如自我了断。 虽然黄特死了，但真相还得拼凑完整。经过深入调查，那个令人哭笑不得又气愤填膺的动机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黄特这人不仅是特务，还是个心胸狭隘的情种。在从上海来根据地的路上，他看上了领队的田青。田青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对谁都挺好，也照顾过落单的黄特。黄特会错意了，找了个机会表白，结果田青直接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就这么点事儿，黄特怀恨在心。被捕后，他想着反正也是死，干脆拉着田青垫背。为了把田青“做实”成特务，他必须编造一个庞大的组织，把所有人都圈进来，这样才能显得他的供词“有份量”。 仅仅因为一次求爱被拒，加上想立功保命的妄想，这个人渣竟然想拉上200多名爱国青年为他陪葬！ 真相大白，200多名学生被当场释放。 虽然冤案平反了，但结局并不圆满，甚至带着血色。在之前的突击审讯中，因为手段过激，史行、董大任两名优秀的学生不幸牺牲，还有好几位同学落下了残疾。 这成了粟裕和汤光恢心中永远的痛。 事后，粟裕在大会上做了深刻检讨，即使这事儿并不是他直接经手的，但他作为师长，主动揽下了责任。他对那些受委屈的学生们鞠躬致歉，一个个做思想工作，才把大家的心重新暖回来。 1990年，晚年的汤光恢将军家里，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老者一进门，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握着汤光恢的手颤抖着说：“汤老，我的后40年命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早已成灰了！” 这位老人叫王兴华，就是当年那200多名被冤枉的学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