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钱学森父亲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把3000元遗产都交给女儿钱月华。可

1969年，钱学森父亲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把3000元遗产都交给女儿钱月华。可当蒋英要给小姑子送钱时，钱学森却大声喝止：“不行！” 钱学森为何要拒绝将这笔钱交给钱月华？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母亲章兰娟，一直盼着能有个女儿，凑个“好”字。   可惜天不遂人愿，章兰娟在1934年就因病去世了。没过多久，钱学森也远赴美国留学，偌大的家里，只剩下钱均夫一个孤零零的老人。   日子久了，那份孤单简直能把人吞掉。后来经人介绍，一个叫钱月华的孤女走进了钱家。   这姑娘身世可怜，无依无靠，钱均夫看着心疼，干脆就收她做了义女，让她跟着姓钱。   钱月华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性子温和善良，把钱均夫当亲生父亲一样侍奉，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无微不至。   老人的晚年，因为有了这个“女儿”，才多了几分暖意和笑声。   时间一晃到了1969年，钱均夫病重住院。那时候的钱学森，正没日没夜地扑在国家最重要的科研项目上，据说人经常待在罗布泊那种地方，根本抽不开身。   守在老人病床前的，除了妻子蒋英，就是义女钱月华。端屎端尿，擦身喂饭，全是这个妹妹一手操持。钱均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老人去世后，他生前工作的中央文史馆感念其贡献，发下来一笔3000元的补助金。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蒋英拿着这笔钱，准备按照老人的遗愿，亲手交给钱月华。   可就在这时，钱学森却伸手拦住了她。   蒋英愣住了，不明白丈夫这是什么意思。钱学森的表情很严肃，他说，这笔钱不能给。   他的理由很简单，这3000块钱，是国家看在父亲的面子上给的照顾，是公家的钱，不是家里的私产。   当时国家有多困难，大家心里都清楚，经济建设到处都缺钱，这笔钱应该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这话说出来，屋里一下子静得可怕。   一边是父亲的临终嘱托，一边是丈夫的“国家大义”，蒋英心里五味杂陈。但她了解钱学森，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把“公”字摆在最前面。   钱学森拿着这笔钱，先是想退回给父亲的原单位文史馆。可单位那边说什么也不肯收，说这是给老先生家属的，没有往回要的道理。   钱学森没办法，最后干脆把这3000块钱，以“党费”的名义，上交给了国家。在他看来，这是唯一的处理方式，规矩，不能破。   事情到这里，在外人看来似乎是结束了。钱学森坚守了原则，为国家做了贡献。   可问题来了，钱月华怎么办？她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老人，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心血，到头来，父亲留给她的一点念想，就这么没了。   这个决定，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了钱学森和妻子蒋英的心头。    他们心里清楚，对国家，他们问心无愧；可对这个妹妹，他们亏欠得太多了。公是公，私是私，国家的钱要上交，但自家的情分，必须得还。   从那天起，一个长达十年的“还债计划”，在蒋英的心里悄悄开始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3000元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而钱学森夫妇俩，生活一向清廉简朴，家里根本没什么积蓄。   蒋英没跟任何人说，她就开始从每个月的工资里一点点地省，一块、两块地攒。   买菜要挑最便宜的，衣服破了补了再穿，家里但凡能省的地方，她都省到了极致。钱学森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妻子这个“小金库”的秘密，竟浑然不觉。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蒋英的那个小布包，也一点点地鼓了起来。十年，整整十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机会终于来了。钱月华的女儿要结婚了。蒋英觉得，是时候了。她揣着那个攒了十年的、沉甸甸的信封，找到了钱月华。   当蒋英把那3000块钱塞到钱月华手里，说是给外甥女的结婚贺礼时，钱月华吓了一跳，连连摆手推辞。   蒋英拉着她的手，眼眶红了，把当年的原委和这些年的愧疚，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钱月华听完，也哭了。   她从来没有怪过哥哥嫂子，她知道哥哥的为人。最终，在蒋英的坚持下，她收下了这笔迟到了十年的“遗嘱”。   这事，蒋英一直瞒着钱学森。   直到又过了很多年，钱学森晚年生病住院，有一次，他拉着蒋英的手，又提起了这件事，言语里满是对妹妹的愧疚，叹息着说这辈子欠她的情太多了。   蒋英看着丈夫斑白的头发，才笑着告诉他：“你呀，别惦记了，那笔钱，我早就还给妹妹了。”   钱学森听完，先是愣住了，随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   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由衷地赞叹道：“你才是我家真正的‘贤内助’啊！”心头压了半辈子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个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朴素的道义和温情。钱学森守的是国家的“大规矩”，蒋英全的是家庭的“小情义”。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国”与“家”，什么是原则与人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守住了内心的那份纯粹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