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青岛国棉三厂女工张秀兰跟着厂里组织的观摩团进了山东省博物馆。走到青铜器展厅拐角，她在一件展柜前站住了。玻璃里头那件青铜簋通身绿锈，缺了盖，展签上规规矩矩写着“国家一级文物”。她越看越不对劲，这器物的造型、纹路、甚至那道残缺的弧口，怎么跟自己家床底下那个腌菜坛子上压灰的铜盖一模一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也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张秀兰没声张。她怕人家笑她一个纺纱女工，认什么青铜器。可那件簋的影子一路跟着她回家，搁不下。 当晚她就请假回了青岛。到家二话不说，猫腰从床底掏出那个压箱底的铜疙瘩——油渍糊了半面，盖顶的圈钮磕出几道印子，上头还粘着去年腌雪里蕻的盐末子。她男人丁师傅瞅着媳妇儿蹲在地上刷锅盖，乐了：“你折腾这破玩意儿干啥？” “你懂啥。”她把盖子擦干，凑到灯底下，一行行小字从锈缝里露出来。 两天后，这对夫妻揣着报纸裹了三层的铜盖，坐火车又去了济南。博物馆工作人员起初没当回事，等把盖子往簋身上一扣——“咔哒”，两千多年没听过的声响，严丝合缝。 专家一路小跑冲进展厅时，手都是抖的。盖内铭文十五行，器内铭文十五行，字字对得上。窃曲纹的走势、瓦棱纹的凹槽、甚至那层坑口锈色，根本就是同一把土里睡醒的。半晌，专家才敢问：“冒昧问一句，您先生是不是姓丁？” 丁师傅点头。专家长长吐了口气。 那是黄县丁家的东西。丁家祖上是山东首富，人称“丁百万”，光绪年间鼎盛时，家里光青铜器就能塞满五间大瓦房。抗战爆发，丁家兄弟分家，为争这件镇宅之宝谁也不肯撒手，最后族老出面调停：器身归一支，器盖归另一支。谁都以为这东西从此各奔东西了，谁能想到，分出去那半只盖，几经辗转到了个纺织女工家里，被当了二十多年米缸盖、菜坛盖、压灰盖。 这故事听到这儿，我脑子里冒出的不是“传奇”两个字，是另一句两千多年前就铸在颂簋腹底的话——“子子孙孙永宝用”。 颂当年铸这器，想的是让后代世世珍藏他的荣耀。他一定没料到，两百多年后的子孙不是在庙堂里捧着它祭祀，是在分家账本上把它拆成两半；他更没料到，最后把这件器重新拼起来的，不是姓颂的后人，也不是姓丁的后人，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没想写进史书的女工。 她凭什么认出来的？凭“眼熟”。就这两个字。 那些纹路、铭文、形制，专家要翻几百页图谱才敢断代，她凭的是二十多年每天擦桌子、掀盖子、往里舀米的手感。青铜礼器在颂手里是权力凭证，在丁家祖上是传家之宝，在逃亡路上是累赘包袱，到她这儿，只是一件“看着像是一套”的旧家什。可偏偏是这份没被知识框住的本能，让离散的小半个世纪重圆了。 更让我动容的是丁师傅的反应。有人说他一开始舍不得，想卖，想留，这是实话。那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不是捡的、不是偷的，凭什么交？可最后这对夫妻还是坐着慢车，自己把东西送进了博物馆。 这比“大义”两个字复杂得多。那几年的社会氛围，普通人面对“上交”这个词，心里不可能没有计较。可他们还是去了。我总在想，那天夜里张秀兰刷锅盖的时候，两口子究竟商量了些什么？也许压根没有壮怀激烈的台词，不过是丁师傅叹口气：“这东西搁咱家也就是个腌菜的，搁那儿能让全国人看。”就这么简单。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念头，成全了一件国宝。 如今颂簋就立在山东博物馆二楼展厅，器盖完整，接缝处那道当年被硬生生掰开的裂口还在。没人拿东西去补它。那是它流落民间的履历，也是它认祖归宗的伤疤。 每次去看颂簋，我都会在铭文里找到那行“子子孙孙永宝用”。颂写下这句话时一定满怀虔诚，可他不知道，真正的“永宝用”从来不是锁在深宅大院里世代私藏，更不是拆成两份分给争产的儿孙。真正的永宝用，是流落到雪里蕻的咸卤里泡过、纺织女工的糙手摸过，最后被她从床底请出来，迎着展厅的光，轻轻扣进两千多年前它本该在的位置。 这件西周礼器最荣耀的时刻，不是周王册命颂的那个清晨，是1959年秋天，一个普通女人把锈蚀的盖子对准残缺的器口——那一刹那，金声玉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