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如何稳住皇位? 史书多称汉文帝刘恒“仁厚恭俭”,仿佛他能坐稳皇位,全靠天性温和与大臣扶持。可细究前因后果便知,这份“仁厚”从来不是软弱妥协,而是他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棋局中,暗藏的掌控智慧。吕后去世后,朝野大乱,他从偏远代王一跃成为九五之尊,无雄厚根基、无强大外戚、无赫赫战功,却能在功臣环伺、宗室窥伺的局面中站稳脚跟,一步步巩固皇权,绝非仅凭运气,每一步决策都藏着深思熟虑的布局。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吕氏外戚集团意图谋反夺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联合朱虚侯刘章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吕产、吕禄等诸吕,彻底肃清吕氏势力,汉朝皇权重回刘氏手中。政变结束后,拥立哪位宗室子弟继位,成为功臣集团面临的首要难题。当时,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中,尚有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在世。齐王刘襄手握重兵,在诛吕之乱中率先起兵响应,功劳最大,却因母家势力强悍,大臣们担心重蹈吕氏专权的覆辙,果断将其排除;淮南王刘长自幼由吕后抚养长大,性情骄纵,且母家亦有一定势力,也被功臣集团否决。 最终,远在代地、默默无闻的刘恒进入了大臣们的视野。刘恒是刘邦第四子,八岁时被封为代王,驻守偏远的代地,远离京城权力中心,从未参与过宫廷争斗。更重要的是,他的母亲薄姬出身低微,性情仁善,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作为支撑,大臣们认为,拥立这样一位“无背景、无野心”的代王,既能保住刘氏江山,又能继续掌控朝政,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这份看似偶然的拥立,实则是功臣集团权衡利弊后的精心选择,而这一切,刘恒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接到大臣们的拥立诏书时,刘恒没有丝毫狂喜,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谨慎。他深知,自己根基浅薄,京城之中全是功臣集团的势力,这场拥立背后,或许藏着不可告人的算计,贸然进京,很可能沦为傀儡,甚至有杀身之祸。他先是召集代地心腹商议,反复权衡利弊,又派人占卜吉凶,得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的吉兆后,仍未放心。他特意派舅舅薄昭前往京城,面见周勃等人,详细询问拥立的真实用意,确认无虞后,才决定动身进京。 进京途中,刘恒依旧步步为营,谨慎到了极致。他只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位心腹随从,没有调动代地一兵一卒,避免引起大臣们的猜忌。行至高陵时,他再次停下脚步,派宋昌快马先行,前往京城观察动静,确认京城局势稳定、无埋伏后,才继续前行,最终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桥。周勃等人早已在渭桥等候,想要单独拜见刘恒,献上皇帝玉玺,却被宋昌婉言拒绝,要求大臣们按礼制公开朝拜,这一举动,既彰显了皇权的威严,也避开了单独见面可能遭遇的暗算,初次展现了刘恒的政治手腕。 登基当日,刘恒便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清醒与果断,第一步便牢牢掌控了军权。他当即任命心腹宋昌为卫将军,统领京城卫戍部队南北二军,掌管京师安危;任命张武为郎中令,主持皇宫警卫事宜,负责自身安全。军权是皇权的根基,掌控了南北军,就等于掌控了京城的局势,杜绝了功臣集团发动政变、架空自己的可能。这一决策,看似简单,却直击要害,也打破了大臣们认为他“软弱可欺”的认知,为后续稳住皇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掌控军权后,刘恒没有急于打压功臣集团,而是采取了“安抚为先、逐步制衡”的策略。他论功行赏,对周勃、陈平、灌婴等诛吕功臣加官晋爵,周勃被晋升为右丞相,灌婴由大将军升任太尉,陈平继续担任左丞相,还赏赐了大量黄金、土地,以此安抚功臣集团,稳住朝堂局势。他深知,此时的功臣集团资历深厚、势力庞大,直接打压只会引发叛乱,唯有先示好、再逐步分化,才能慢慢削弱其权力。 与此同时,刘恒着力安抚刘氏宗室,化解宗室与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争取宗室的支持。吕后执政期间,大肆打压刘氏宗室,许多宗室子弟被削爵、流放,甚至被杀。刘恒继位后,立即下诏,恢复被吕后打压的宗室子弟的爵位,归还被剥夺的土地,对宗室子弟多加赏赐、予以重用,既化解了宗室的不满,也借助宗室势力,制衡了功臣集团的权力。但他也没有纵容宗室,对性情骄纵、有野心的淮南王刘长,始终保持警惕,逐步约束其势力,避免宗室势力过大,威胁皇权。 稳住朝堂内外的局势后,刘恒开始整顿朝纲,推行仁政,安抚民心,从根本上巩固皇权。继位第一年,他便下诏废除了秦朝遗留的收孥相坐律,废除一人犯罪、亲属连坐为官奴的苛法。大臣们曾上奏劝阻,认为连坐制度能震慑百姓、减少犯罪,刘恒却坚持认为,法律的本质是禁止暴行、引导百姓向善,对犯罪者依法惩处即可,牵连无罪之人,只会失去民心。他强调“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主张以公正的律法引导百姓,而非以残酷的刑罚恐吓百姓,最终说服大臣,推行了这一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