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撕碎上级发来的不抵抗命令，带着警察撬开沈阳军火库，取出张学良封存的二十万支步枪。 1931年东北事变那晚，一桩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关键决策，曾在沈阳城的一间办公室内悄然发生，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 却在后来被无数史家认为是东北地区自发武装抵抗的起点。主角就是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一个当年刚刚三十五岁的实干派。 那年秋天，沈阳城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民间早有异常流言。有经验的警务人员都能感受到市面上的紧张气息，比如日本商户采购的物资不再集中于日用百货。 而是大量囤积麻袋、急救绷带这类战时物资。黄显声身为地方高官，敏锐察觉这一变化，几番上报也未见反馈。 面对局势，他并没有把全部希望放在一纸文书上，而是选择悄悄调整本地治安策略。在日军演习线路频繁延伸至北大营附近的前提下，他开始以“防匪”名义请示调拨武器。 上级虽未主张动武，却也未断然拒绝地方防卫，黄显声就顺势将仓库中封存多年的旧枪发往基层警署。这些武器虽远不及前线配备先进，却足以为地方警力提供最低限度的自卫基础。 等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划过沈阳夜空，警察系统已不再是手无寸铁的光杆部门。九一八当晚，日军突袭北大营时，“不抵抗”的命令也无声传入地方部门。 黄显声看到这份密电时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将其立即毁弃。这一举动，其实是在兑现早已埋下的信念。他深知，一旦本地武装全面瘫痪，市民连基本的逃生通道都无保障。 不允许还手的命令，他执行不了。更关键的是，他想到了那座被张学良亲令封存的大型军火库。二十万支步枪静静地封在库内，本应是东北军的备用战力。 但在“劝和不劝战”的大背景下，它们只能蒙灰。黄显声理解张学良的两难，也清楚一个道理：战争已经开始，枪留在库里等于等死。 拂晓，他带人直奔军火库。面对贴着封条的大门，有人犹豫，他却没有一刻动摇。他知道，眼下已经没有时间等命令了。撬开的不仅是仓库门，更是主动应战的责任。 他当场组织分发枪支，先从沈阳的各辖区分局开始，再波及外围尚未撤离的东北军溃兵及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团。 这些取出的步枪并非现代制式，但在俄国马步枪的基础上进行过简化设计，射程和精度尚可。发枪过后，街头巷尾出现一道新景象：警察、民兵、青年会成员纷纷自行设阻。 利用沙包、石板、家具堵路，目标是减缓日军车辆进入市区的速度。真正意义上的巷战抵抗由此拉开。据当年沈阳《民众日报》残存资料记载，在几处街口，警员与日军曾短时间交火。 虽然最终因装备劣势无法坚守，但日军对抵抗力量的出现表现出了罕见的犹豫。黄显声没有幻想能守住整个城市，但他极力维持最起码的保卫节奏，让沈阳城内并非全然听任宰割。 城市失守后，他还没放下手中的枪。部队南撤至锦州前线，利用之前发出的武器与库存中剩余弹药，迅速招募散兵、难民青年和部分退役兵员，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雏形。 这支非正规武装部队，正是利用从军火库中撬出的那批步枪，为之后东北多地的游击与阻击作战提供了早期火种。 从后来的历史研究看，黄显声的判断是在极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的少数积极动作之一。九一八当晚，哪怕是最前沿的正规军也在犹豫与退却之间。 而一个地方警务系统敢于自发组织反击，靠的显然不仅是血性，而是清醒与责任的结合。这一事件并不是因为结果辉煌而值得被记住。 而是因为在黑暗降临的一刻，总有人守在了灯前。黄显声撕下封条时，或许他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责任，但在他的判断中，那一纸政令无法保护城市的居民。 只有手中枪能争取一丝喘息时间。光靠这批枪当然改变不了东北的整体局势，但它释放出的精神信号，是清晰而坚定的：在国家遭遇暴力侵略的时刻。 即便政策在迟疑，地方也可以自觉承担使命。这批枪最终化成的是民众的组织力和参与感，点燃的是日后抗战中一个又一个民间武装的主动性。 这不是突发奇想的勇敢，而是有备而来的底气。黄显声没有等命令，他在混乱中主动选择了站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