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1999年马云第一次到我家，找我投资，我看了他一眼，就觉得这个人面相十分

向太：“1999年马云第一次到我家，找我投资，我看了他一眼，就觉得这个人面相十分奇特，但是聊了一晚上，这个人迟迟不肯开口，让我很疑惑。” 1999年，九龙海边一栋别墅里，夕阳把客厅照得暖黄，咖啡香在空气里打转。陈岚坐在真皮沙发上，对面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条纹衬衫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一个掉漆保温杯，这个人叫马云。 那一刻，在向氏夫妇眼里，他既不像富贵相，也不像成功企业家，更像误闯豪宅的书生。 这场原本被安排成“见见投资人”的会面，从下午三点一直延续到晚上。马云几乎没停过，手舞足蹈地讲阿里巴巴，讲互联网会如何改变生意，讲小企业如何借网络把货卖到全世界，讲“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当时拨号上网的环境下，全国也就几百万网民，很多人还把互联网当“高科技噱头”，这些话在向氏夫妇耳朵里，听起来更像天书。 沟通越往后，鸿沟越明显。马云用的是互联网的语言，讲信息不对称、讲企业对企业模式，脑子里想着的是全球化和信用体系；向氏夫妇习惯的是实体生意的逻辑，衡量一门生意时先看周期、看回报、看能不能像拍一部电影那样算清账。 一个在描述“后天很美好”，另一个还停留在“今天明天怎么把戏拍好”，两边都没有错，却很难对得上焦。 最让陈岚困惑的，是马云从头到尾不提钱。按照常规，来见投资人，总要谈清需要多少、愿意出多少股份，可马云只顾着描绘未来，反复强调阿里巴巴要做八十年、要帮中小企业翻身，就像专程来做一场演讲。 陈岚后来猜，马云大概是察觉到自己听不明白细节，索性不好意思开口。对马云来说，一轮轮被问“怎么赚钱”、被挡在门外，早让融资这件事变得艰难，他宁愿先让人相信方向，再谈数字。 如果那天马云真的提了需求，故事也许会是另一种走向。陈岚不是没盘算过，在她眼里，哪怕投出几百万美元，也不过相当于押一部戏，赔了就当认栽。 只是这种把互联网项目当“电影票”的思路，注定和马云要找的“赛道下注”不在一条线上。 后来那笔真正改变阿里命运的两千万美元，来自孙正义，后者只花几分钟听完，就下了决心，因为阿里巴巴恰好命中了“在中国寻找下一个雅虎”的宏大布局。 同一时间段里，马云拿到的第一笔五百万美元，大多出自高盛、富达这类国际资本，本土资金则普遍谨慎，更多盯着短期回报。 站在当时的现实里，陈岚和许多内地、香港投资人一样，把互联网当作看不见摸不着的高风险故事，认为钱还是砸在楼、市、影视更稳妥。正因如此，这场从下午讲到晚上的会面，成了一次典型的“看不见未来”的错位。 命运却没少拐弯。互联网泡沫在2002年前后破裂时，行业一片哀嚎，陈岚甚至庆幸“听不懂”帮自己躲过了账面损失。 如果当年真按“投一部戏”的思路砸出去，极有可能和一众项目一起沉到低谷。站在那几年看，这个错过像是一种被动避险。 可对马云而言，故事在另一条时间线展开。从“中国黄页”到阿里巴巴，从一次次被拒绝到终获孙正义两千万美元，他选择咬牙熬过“明天晚上”，把一个挤在杭州小公寓里的团队，硬生生推到全球电商巨头的位置。 阿里巴巴市值冲上千亿美元，淘宝、支付宝走进千家万户，那些当年听不懂的词，一点点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陈岚在镜头前回想这段往事，给出的结论很朴素，一个人能否成功，长相相不相、背景硬不硬，远不如敢想、敢做、肯拼重要。 对她而言，1999年的那杯卡布奇诺，既是亲眼见证一个火星人式的创业者如何被误解，也是亲手错失一次时代机会的起点。 对马云而言，那天没有拿到钱，却更清楚看见了一道分界线，一边是买电影票式的安全感，一边是赌赛道式的长远布局。 真正拉开距离的，从来不是一顿饭、一笔投资，而是看不看得见那条远处的路。认知的差距，会让人轻易错过一个时代；而对信念的死磕，才有可能把一间六十平米的小公寓，撑成影响世界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