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陈毅接到通知要去延安开会。从江苏黄花塘到延安，四千里路程，日伪军的封锁线密如蛛网，负责护送他的曾浪波盯着地图，眉头紧锁。 曾浪波是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的营长，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但眼神很利，手里的烟卷烧到手指都没察觉。他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指节发白——从黄花塘出发，要经过津浦路、陇海路两条日军重兵把守的交通线，还有无数个据点和碉堡，稍不留神就会撞进鬼子的巡逻队。更麻烦的是，这一路还要跨过黄泛区，那里的土路一到阴雨天就陷车，骡马都难走。 他连夜把护送队的人叫到营部，屋里点着盏煤油灯，烟味混着汗味。副营长老周拍着胸脯说：“营长，我把侦察班放前面探路，保证不让鬼子摸着尾巴。”炊事班长老杨搓着手说：“我这儿的干粮袋都装满煎饼了，路上饿了啃两块，渴了喝口凉水。”曾浪波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最重要的是隐蔽，别跟鬼子正面碰，咱们是新四军的脸面，不能折在这儿。” 出发那天是凌晨三点，雾浓得像化不开的牛奶。队伍一共十二个人，除了警卫员小张背着陈毅的文件包，其他人扛着步枪和手榴弹，脚步轻得像猫。第一天走的都是小路，绕过日军的岗楼，中午在一片高粱地里歇脚，老杨掏出煎饼分给陈毅，陈毅咬了一口，笑着说：“老杨的手艺不错，比我上次吃的窝窝头强。”老杨挠着头说：“陈军长，您别夸我，要不是您带我们打鬼子，我哪能在这儿吃热乎煎饼。” 过了津浦路是关键。曾浪波提前让侦察班摸清了鬼子的换岗时间——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是换岗的空当，岗楼里只有一个班的鬼子，而且都躲在屋里烤火。 他选了三个身手好的战士，带着绳子和钩子，顺着壕沟爬到岗楼后面，等换岗的鬼子进了屋，就悄悄翻过铁丝网，把岗楼的电话线剪断，然后发出信号。队伍像一条蛇，贴着墙根往前挪，陈毅走在中间，手插在袖筒里，连咳嗽都不敢大声。等他们全部过了铁路，天已经快亮了，曾浪波抹了把脸上的汗，发现后背的衣服全湿了。 最难的是过黄泛区。那片地全是烂泥，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膝盖，骡马驮的物资陷进去就没影。战士们只好把东西卸下来，一个人背一个包，另一个人扶着，慢慢往前挪。陈毅也加入了背东西的队伍，他背着一个装着文件的皮包，说：“我虽是军长，可也是个战士，不能让你们累着。”曾浪波赶紧抢过来，说：“陈军长，您是我们要保护的人，这活儿我们来。”陈毅笑了：“别争了，大家都在拼，我怎么能闲着？” 一路上，他们遇到过鬼子的巡逻队，也遇到过国民党的散兵，可都化险为夷。有次在山东境内，他们被一队伪军拦住，伪军队长要检查证件，曾浪波掏出怀里的“良民证”，说：“我们是做买卖的，急着去济南送货。”伪军队长瞅了瞅他们身上的补丁，又看了看陈毅的斯文样，挥挥手说：“赶紧走，别耽误老子睡觉。”等伪军走远，老周拍着胸口说：“好险，要是被识破了，咱们都得完蛋。”曾浪波说：“别怕，只要咱们沉住气，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们终于到了延安。当陈毅站在宝塔山下，望着山上的窑洞，眼里泛着光。他握着曾浪波的手说：“这次多亏了你们，要是没有你们的护送，我到不了延安。”曾浪波挠着头说：“陈军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是去开重要会议的，我们得保证您安全到达。” 后来，曾浪波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回忆录，他说：“那时候我们没想过什么英雄主义，只想着把陈军长安全送到延安，因为我们知道，他肩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得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