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1941年，西方已经把青霉素用上战场，它的杀菌效果在当时几乎等于“生命保险”。可这份“保险单”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是拿不到的。 因为青霉素在美英被定为军事机密，不对外公开。没了这种突破性的抗菌药，中国战场上一个个伤员顶着高烧、忍着脓肿，眼看着命就熬没了。 能不能靠自己搞出青霉素？听起来不太现实，但偏偏有个中国人转头就动了真格。他叫汤飞凡，是标准的科学派，学细菌病毒出身，战时毅然回国，干脆利落地对李约瑟讲了一句：“我有个办法。” 讲起汤飞凡的背景，不浮夸也不低调。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远赴美英深造，是当时最早研究病毒学和病原微生物的中国学者之一。按理说，他可以留在国外搞科研，日子稳稳妥妥。 但彼时中国抗战正吃紧，每份手术刀后几乎都欠一支青霉素，伤员不是死在枪口下，而是倒在感染里。一个又一个急报飞到后方，摆出来的数字让人直冒冷汗。 国内制药一片空白，进口药毫无希望，全靠国外施舍根本撑不住这摊烂仗。汤飞凡不是没有看清现实的人。他明知道菌种、发酵、提纯，这里面哪一样都不容易。 更别说对手是完全封锁技术的英美。但他偏不信邪，在国难当头的节点，华侨不送香水送火药，他放弃了美国高校优渥的位置，一头扎回昆明，接手了一间连“热水都得自己烧”的实验室。 这地方叫高峣村，说是研究机构，其实是一片被稻田环绕的简易旧屋。没有现代实验台，就在破板凳和水泥桌子上调配培养液。自来水没有，靠滇池水挑回来煮开过滤。 关键是菌种在哪找？没人告诉他们。汤飞凡带头，发动团队——魏曦、朱既明、卢锦汉等科研人员，像“收破烂”一样全国搜霉。烂橘子、发霉柜子、旧皮鞋、生了绿毛的钱币。 只要能出霉，他们就试。运气不会一直背着干活的人。卢锦汉那双搁了太久没人穿的旧皮鞋，竟然长出了一种质地特别的青绿色霉，他们抓紧提纯筛选。 对照后来从印度辗转带回的若干株国外霉菌菌种，两相对比、反复培养，选中那一株产素率最稳的作为本土基础。从这一步起，中国人不再是“没有青霉素”，而是有了能养得出“青霉素的霉”。 问题还没完，菌种有了，怎么养、怎么榨都得自己琢磨。发酵罐没现成的，就找铁桶改造；菌落生长环境控制全靠经验和肉眼盯；空气流量、配料比例天天调来改去； 杂菌一进，全罐报废，工作人员就得连夜清洗重来。汤飞凡和团队几乎夜夜不眠，追一罐就守一宿。后来李约瑟来中国考察，被高峣村这种近乎原始又极其执着的科研劲头震住了。 他回头紧急协调物资设备，从中英合作渠道运来几套基础器械和化学试剂。靠着这批救急补给，实验节奏终于不再时时踩空。几个月接几个月熬，有希望了。 真正让人记住的，是1944年9月5日。一共只有五瓶，都是粗制青霉素，每瓶大约五千单位。这并不多，但它代表的意义和数量无关。 中国第一次自己“种”出并提纯出了具有治疗效果的青霉素。这几瓶药，送了一部分给重庆用在急诊上，换来了前线数起伤员转危为安；剩下的被送去英美验证，结果反馈良好。 这消息一出，世界都知道，又一个国家站在了细菌战线的前列。汤飞凡的坚持也没在这儿停。他硬是挡住那些想靠青霉素发财的商人面孔，把产出的药源源不断地推向紧缺的医院和战地所。 他不是不明白这玩意能卖多少钱，但他太明白，这药换来的可能是下一个十七岁的士兵的命。他知难而上，是学术担当，更是民族担当。 等到了战后，中央防疫处北迁北平，有了国际援助的批量设备，他索性建起标准化抗生素车间。到了1948年，每支青霉素已可达二十万单位，足以和任何进口产品叫板。 在那个连一块干净纱布都值钱的年代，中国人依靠一双双手、一株株霉菌，熬出一场没有鸣枪的胜仗。不是每个人的故事都要轰轰烈烈。 有时，坐在瓶子前过夜的沉默，也能让历史安静地转了个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