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独立营长王砚田叛变，侦察科长刘锡琨知道后去劝阻，进村后他发现不对劲，就说：“听说你要投奔日本人，能不能带上我？” 刘锡琨刚说完，王砚田的眼神亮了，嘴角一抖，朝身边的人摆了摆手，示意添酒。酒桌上顿时气氛松了点。王砚田觉得自己赢了。可刘锡琨心里明白，这村子里一个好人都没有了，能走出这道门，全凭运气。 王砚田的事，其实早就埋下祸根。1939年底，他在掖县跟着于延令干伏击战，那年冬天打得急，于延令受了伤回去养着。 王砚田的叛变绝非临时起意，而是长期思想动摇的必然结果。他出身于胶东地区的地方武装，1938年八路军挺进掖县开辟抗日根据地时，他率部接受改编，成为八路军独立营营长。 初期的王砚田确实参与过几次对日作战，也立下过些许功劳。但他骨子里始终带着旧军阀的投机思想，从未真正树立起坚定的抗日信念。 1939年掖县伏击战是关键转折点。此战中，部队主将于延令重伤离队，王砚田临时接过指挥权。失去了上级的约束，他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和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开始产生畏难情绪。 他看不到敌后抗战的长远希望，反而觉得跟着八路军吃苦受累，不如投靠日军换取荣华富贵。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在他心中逐渐生根发芽。 1941年的华北敌后战场，正处于日军“囚笼政策”封锁的最艰难时期。日军对胶东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同时加大了对八路军内部人员的诱降力度，许以高官厚禄。 这让本就意志薄弱的王砚田彻底放弃了底线，最终下定决心叛变投敌，还计划带着整个独立营投靠日军。 刘锡琨作为侦察科长，不仅负责情报工作，更深知王砚田叛变的严重后果。独立营掌握着掖县周边根据地的布防、物资储备等核心机密，一旦泄露，会给当地抗日军民带来灭顶之灾。 他明知此行九死一生，却依然孤身进村劝阻，这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是对战友最后的挽救。 刘锡琨假意附和的话语，不过是缓兵之计。他清楚此时的王砚田已经被投敌的念头冲昏头脑，身边也全是被裹挟或一同叛变的亲信，硬拼毫无胜算。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麻痹对方，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寻找脱身的机会，同时暗中记下王砚田投敌的具体部署，为后续部队采取应对措施争取时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王砚田的叛变是敌后抗战中少数意志不坚定者的缩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选择背叛国家与人民，背弃了抗日的初心，这种行为是对民族气节的彻底践踏。 而刘锡琨的挺身而出，恰恰体现了八路军指战员坚守信仰、临危不惧的品质。两人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印证了敌后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意志与信仰的考验。 王砚田最终的投敌行为，不仅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安稳，反而沦为人人唾弃的汉奸，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刘锡琨凭借机智成功脱身，将情报带回部队，为根据地及时止损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