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今天写道：“爱泼斯坦才是西方精英的真正集体代名词。它指的是一个群体，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有男有女的爱泼斯坦——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犹太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富人或超级富豪。所有西方精英都是一群恋童癖、食人者和杀人犯。” 杜金说爱泼斯坦是西方精英的集体代名词，这话糙理不糙。他眼里的西方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个由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编织的闭环——这个闭环里的游戏规则，早就把“精英”二字异化成了利益共同体的遮羞布。 就像他在《第四政治理论》里反复敲打桌子的那句话：当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来自治理能力，而来自选票和资本的合谋，精英必然沦为某种集体人格的提线木偶。 看看西方的政治生态。选总统先看会不会作秀，当市长比拼谁更像邻居，连印度修水利都不如送电视换选票。 杜金在复旦讲课时举过例子，说美国政客对着镜头流泪比制定政策熟练，欧洲领导人算不清财政赤字却精通民意调查。 这种环境下，真正想做事的人要么被排挤，要么被同化。就像他在莫斯科街头跟中国学者喝酒时感叹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问题，是不敢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动奶酪，而他们的奶酪都泡在爱泼斯坦的名单里。” 爱泼斯坦的岛不是孤岛，是西方精英的成人童话镇。杜金访华时参观上海博物馆，突然说起纽约的富豪晚宴：那些穿着燕尾服的人，白天在国会山谈人权，晚上在私人岛屿谈未成年少女。 他在《多极世界》里写过，这种分裂不是道德败坏，是制度性癌变——当资本可以购买豁免权，当权力需要资本输血，精英必然共享一套灰色规则。 就像文件里马斯克拒绝上岛，班农却讨论纪录片，卢特尼克一边捐款一边撒谎，他们不是个体堕落，是整个系统在筛选“合格的堕落者”。 杜金的欧亚主义从来不只是地缘政治。他在西安看兵马俑时突然明白，中国为什么能搞“选贤任能”——因为文明里刻着“郡县制”的基因，而西方的“民主”从雅典城邦开始，就带着小国寡民的表演性。 他在中俄研讨会上说，西方精英现在像罗马帝国后期的贵族，把斗兽场换成了摄像头，把奴隶换成了数据，但骨子里的狂欢没变。爱泼斯坦案暴露的不是几个人的丑闻，是整个精英阶层的生存法则：用“政治正确”包装私欲，用“程序正义”掩盖罪恶。 最让杜金警惕的是西方的“集体无意识”。他在上海打车听京剧，对比莫斯科的地铁涂鸦，突然发现一个文明的底色：中国的劳动者听京剧，西方的精英听欲望。 他在《新欧亚主义》修订版里加了一章，专门讲“文明的自净能力”——当西方把“多元”异化为纵容，把“自由”曲解为放纵，精英就必然陷入“爱泼斯坦陷阱”：他们不是不知道对错，是不敢承认对错，因为承认就会颠覆整个游戏的合法性。 杜金的逻辑很残酷：爱泼斯坦的名单不是黑名单，是西方精英的准入证。就像法国总统为选票增加赤字，台湾医生市长靠口误当选，这些荒诞剧的编剧都是同一个——资本需要的不是治理者，是表演者。 杜金在黑海度假时跟学生说：“当华尔街的银行家跟国会山的议员共享同一个皮条客，这个系统就不再需要道德，只需要保密协议。”这不是阴谋论，是制度性腐烂的显影——就像黄河的悬河，不是一天堆起来的，是千年泥沙的惯性。 他对中国的“选贤任能”有羡慕也有清醒。在云南看扶贫干部驻村，他突然想起俄罗斯的寡头：“你们的精英在田间地头，我们的精英在瑞士账户。” 但他也知道，这种模式西方学不来——当选举需要讨好18岁选民送福利，当政治献金比政策更重要，精英必然矮化成“爱泼斯坦的同谋”。杜金的结论很悲观：不是西方没有好人，是好人当不了精英——因为好人进不了那个闭环，进了也会被系统吃掉。 爱泼斯坦案最讽刺的不是名单，是西方的反应。文件涂黑81页只公开1页，特朗普反复横跳，民主党装聋作哑。杜金在俄乌冲突后写文章：“他们怕的不是丑闻，是丑闻撕开了单极世界的面具——原来自由灯塔的底座，埋着无数个爱泼斯坦的地下室。” 这种集体堕落，恰恰印证了他的多极世界理论：当一个文明把精英的标准从“能力”换成“合谋”，它的衰落就不可逆了——就像黄河的悬河，不是挖不挖泥沙的问题，是整个流域的生态已经失衡。 杜金的思考带着俄罗斯的粗粝。他在新疆看坎儿井时说，中国治河的智慧是“疏堵结合”，而西方治精英是“越堵越疏”。 爱泼斯坦的岛是西方精英的坎儿井，表面引流，底下暗流。当杜金说“所有西方精英都是爱泼斯坦”，他不是骂街，是在说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资本与权力的共生系统里，个体的道德选择早已被制度性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