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伊朗不是特朗普能决定的，是资本在暗处操作。最近爱波斯坦案持续发酵，各种名人接连爆出更多丑闻，虽然遮遮掩掩，但是那些惊世骇俗的丑闻已经漏出尾巴，人吃人真的存在。各种人物已经轮番上，比尔盖茨，克林顿，特朗普，安德鲁等等，已经在逐步走向前台。如果想把这个热点盖过去，除了发动战争打伊朗，没有其它热点可以盖过这个丑闻了。这是幕后力量在给美国各界施压，再不打就接你们老底，让你们干不成。所以伊朗挨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而且很快会进行，还得打的很热闹，才能把人民的眼球从爱波斯坦案上吸引走。 首先看资本集团的利益驱动。美国军工复合体每年通过海外军售获取数千亿美元利润，洛克希德·马丁等五大军火商的股价在战争期间平均涨幅超过1000%。这种利益模式决定了他们需要持续制造外部威胁来维持订单。 2026年1月，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同时，向中东部署了超过委内瑞拉行动规模的舰船力量，这种军事施压与经济制裁的组合拳，实际上是为后续可能的军售铺路。 军工企业通过游说集团向国会施加压力，例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莱文、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人物，不断渲染伊朗核威胁，要求对其核设施发动空袭，这些言论背后都有军工资本的影子。 再看爱泼斯坦案引发的政治危机。2026年1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超过300万页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涉及克林顿、特朗普等政要的丑闻持续发酵。 这些文件不仅暴露了权贵阶层的道德沦丧，更可能引发司法调查——克林顿夫妇已同意就该案接受国会问询，一旦坐实罪名，可能动摇整个政治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情况下，资本集团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外部事件来转移公众视线。 历史上，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发动战争来掩盖国内危机，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小布什政府的支持率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一度飙升至70%以上，这种操作模式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依然有效。 最后看伊朗的地缘战略价值。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全球20%的石油海运贸易经此通道运输，其导弹武库可覆盖中东所有美军基地。这种战略威慑力使得美国不敢轻易发动全面战争，但资本集团需要制造局部冲突来达到目的。 2026年1月，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掌握敌方作战计划，并将在适当时候发动打击，这种强硬表态反而可能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借口。军工复合体可以通过媒体渲染“伊朗威胁”，迫使政府批准有限军事行动，例如空袭核设施，既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泥潭，又能刺激军火订单增长。 在这种利益格局下，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空间被严重压缩。202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拥有微弱多数，一旦失去控制权，特朗普可能面临弹劾风险。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他需要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制造政绩。 军工复合体通过支持鹰派议员推动对伊强硬政策，同时利用媒体炒作伊朗核威胁，将特朗普推向“战争决策者”的位置。 这种操作模式在2025年6月已显现——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鹰派的游说下，下令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午夜之锤”空袭，尽管这一行动遭到部分MAGA孤立主义者反对，但最终仍得以实施。 伊朗的应对策略也在加剧这种矛盾。伊朗通过强化军事威慑（如2026年2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弹演习）和外交周旋（与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协调立场），试图将冲突风险控制在局部范围。但这种策略反而给了美国军工复合体更多炒作空间——他们可以将伊朗的防御性措施解读为“侵略意图”，从而推动更激进的军事行动。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威慑-反制”的恶性循环往往会导致冲突升级，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同样通过夸大萨达姆政权的威胁来为战争造势。 综上所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动向，本质上是资本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转嫁政治危机而采取的系统性行动。 这种操作模式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但其后果却由普通民众承担——战争不仅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会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推高油价和通胀，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而资本集团则通过军工订单和能源投机获取巨额利润，形成“战争-获利-再战争”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体制性缺陷面前，所谓的“民主决策”往往沦为利益博弈的遮羞布，真正的受害者始终是那些被战争机器碾压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