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姚启圣收复台湾，忐忑进京面见康熙。他知道此次前去必死无疑，但一直痛恨他的康熙却并未杀他，这是为何？ 在清代众多封疆大吏里，姚启圣是个谁都不太愿意打交道的“怪人”。他是汉人，却倔得要命，年轻时因狂傲被赶去三里河养马，本该一辈子埋在马厩里。 偏偏三藩之乱、台湾未平，朝廷无人可用，康熙只好把这个被弃用的老愤青重新请出场，他自己也把平定台湾当成躲不过去的一桩使命。 问题在于，这一仗几乎是没钱可打。三藩刚平，国库见底，户部拿不出银子，兵部拿不出军粮，皇帝一句“前线自筹”，换了谁都得犯愁。姚启圣想出的路子，全都踩在律法边缘。 他在福建设“修来馆”，名义上招抚郑氏旧部，实则是走私与情报据点。 茶叶丝绸运出去，硫磺铁器粮食高价倒回台湾，一边赚差价替福建水师造船备炮，一边掐住郑氏集团的命脉。海禁在律例里是死罪，在他手里成了经济封锁。再加上公开卖官，把买官银两全部挤进军费，清律里能犯的条款，他几乎挨个蹚了一遍。 姚启圣并非只会乱闯，他心里有一整套收台算盘。既要建成自己的水师，又要封锁海贸切断台湾军民的物资，一面追封郑氏祖先、安抚人心，一面收拢思乡汉人，让岛上士气往大陆倾斜，还派人潜入台湾做工作，离间郑军。 几年下来，福建水师从空架子练成硬骨头，郑氏政权内部早已裂痕丛生。等施琅率舰队在澎湖决战，对岸其实先被他磨掉了一层筋骨。 于是战场上的头功落在靖海侯施琅头上，后方的骂名却压在姚启圣身上。收复台湾后他奉诏入京，沿途心里清楚，这一趟未必只是领赏。 性子耿直，又早被同僚弹劾成“擅开海禁”“目无王法”的大贪官，康熙也确实对这个不太受控的汉人大员颇多嫌隙。 朝堂之上，他没有辩解，只递上一本账簿。几年来所有“来路不清”的银两，一笔笔写得明白，来源见不得光，流向却干干净净，全砸进战船、军饷和火药里，甚至还有他自家私房钱贴进去的记录。 满朝无言，康熙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背着“贪官”骂名的人，其实是在替皇权干最脏的活。 施琅大胜封侯，声望正盛，如果顺势砍了姚启圣，只会让军中更相信“唯武是用”，也寒了文臣的心。 康熙借机做平衡，一边重赏施琅，一边保住姚启圣的命，把他从福建总督的位置上调回，给个兵部尚书的虚衔，再准他以丁忧、告老之名退回乡里，既显宽仁，又不给任何人坐大。 离开权力中心后，姚启圣的锋芒收了，却没变成另一种圆滑。他做小官时肯为前任补亏空，做封疆时敢为沿海百姓请命，反对迁界禁海拖垮岛屿经济，到收复金厦、台湾，又愿意把自己的名声和前程一起押上。 脾气臭、嘴巴毒、得罪同僚，这些指摘都不假，可在统一江山和养护百姓这两件事上，他并未偷懒。 1683年，他还兵福州不久，旧疾复发去世。死后有人翻出他任内“贪银数万”的旧账，康熙并未深究，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银子真正去了哪里。 历史没有给姚启圣太好听的封号，却把他留在了收复台湾的节点上。那一截混杂着私相授受与血汗钱的账簿，也成了他此生的注脚。没有这种肯当“血包”的怪官，康熙想把版图稳稳画到台湾，未必能走得这么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