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10年前后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有越南总理公开提到，希望中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帮助越南缩小发展差距。 这只是一段几十字的发言，却在之后10多年里，被不断被媒体和舆论拿出来讨论“谁该帮谁、帮到什么程度”。 放大到更大的区域看，亚洲有40多个主权国家，其中不少GDP不足3000亿美元的小经济体，在对外关系上长期依赖“大国平衡”。 对中国这样的最大邻国，他们一方面把市场和投资视作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历史摩擦、安全依赖和国内选举等因素牵制，很容易把“希望多支持一些”和“觉得对方有义务”混在一起说。 从数据看，2000—2023年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金额累计已达数千亿美元，亚洲每年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约1800亿美元。 不少港口、公路、电站由中国企业建设，合同里通常写得很细：利率、运营年限、违约条款都要算清，这些并不是单向“输血”，而是带条件的商业安排和政府合作。 一些中小国家在1年内，既参加中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又与美欧签署防务协定或港口使用协议，这在国际关系研究里常被归类为“对冲外交”。 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放大议价空间、分散风险，批评者担心它加剧大国之间的不信任，让原本就复杂的地区局势增加更多不确定变量。 合作究竟更接近“义务性的公共产品”，还是“按规则付费的互利交易”，恐怕很难用1句口号、1次论坛讲话就说清。 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如何在稳定周边、控制风险和回应国内舆论之间找到合适比例，是一个持续的政策难题； 对周边国家来说，怎样在争取资金、技术和安全保护的同时，让立场和规则尽量透明一致，也许同样值得慢慢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