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保定大校场，一声枪响，刘青山贪污的171亿旧币案画上血色句号。 而在百里之外的石家庄育红小学，6岁的刘铁骑正握着铅笔描红，笔尖刚落下没多久，就被老师轻轻叫停，一句“你家里出事了”，彻底打碎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 刘铁骑那时候还不懂“死刑”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跟着母亲范勇回了老家河北安国县，身边还有4岁的弟弟刘铁甲，以及襁褓中才几个月大的三弟刘铁兵。 以前在市委大院里，他是能带着小伙伴到处跑的孩子王，可家里出事后，旁人看他们的眼光全变了。有人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是“贪官的孽种”，扔烂菜叶、砸石头的事也偶尔发生，曾经的小伙伴都躲着他们走。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三个年幼的孩子要养，日子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6岁的刘铁骑，就这么一夜之间长大了。他不再哭闹着要玩具，也不再跟弟弟们争抢东西，反倒学着帮母亲照顾弟弟、做家务。他知道，母亲撑不住了，自己作为大哥，必须扛起担子。 好在组织念及刘青山早年参加革命立过功，没有为难他们一家，专门下了通知：刘铁骑和二弟刘铁甲，每人每月由国家供给15元生活费，三弟刘铁兵由母亲自己抚养。 在那个年代，15元能勉强够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这笔补助让他们不至于饿肚子。 日子过得紧巴巴，刘铁骑从不乱花一分钱。铅笔用到只剩两指头长，套上笔帽接着用；棉袄穿了三年，袖口磨破了就打补丁，补丁摞着补丁也舍不得扔。 1954年，母亲范勇实在扛不住旁人的闲言碎语和生活的重压，选择了改嫁。临走前，她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了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也就是孩子们的叔叔。 叔叔一家条件也不好，却还是尽心尽力拉扯着三个侄子，刘铁骑更懂事了，脏活累活抢着干，放学回家就帮着喂猪、劈柴，晚上还借着煤油灯给弟弟们检查作业。 上学成了刘铁骑最难熬也最珍惜的事。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他的父亲，每一句“那是刘青山的儿子”，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从不跟人争辩，只是低着头拼命学习，他知道，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和弟弟们的命运。 1965年，刘铁骑参加高考，成绩好到能冲击清华大学，可他犹豫了。他清楚自己的家庭背景，清华那样的名校关注度太高，他不想再被人拿父亲的事说事，最终填报了北京石油学院——他觉得，石油行业靠技术吃饭，政审相对宽松，也能远离是非。 招生老师看到他的成绩单，又看到家庭情况一栏写着“父亲刘青山，1952年被政府处决”，当场就愣住了，连夜把情况上报给学校党委。 学校专门开了会讨论，有人担心他的背景有影响，也有人说不能因父亲的过错否定孩子，最终还是决定录取他。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刘铁骑没有欢呼，只是悄悄把通知书藏在枕头底下，对着叔叔磕了个头，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大学四年，刘铁骑活得格外低调。同学聊起父辈的功绩，他就低头扒饭；团支部活动，他抢着擦黑板、倒垃圾，从不主动说话，就怕别人追问家里的事。 1970年毕业，他被分配到辽宁抚顺石油一厂，分到了最苦最累的出炉灰岗位，每天满身煤灰，手上磨得全是裂口。 厂里的老工人一开始看不起他，觉得他是走后门来的，可时间长了，见他干活从不偷懒，再苦再累都不抱怨，慢慢对他改观，还愿意教他技术。 1972年，刘铁骑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刘继先。刘继先知道他的身世，却不嫌弃他，可女方父母坚决反对，直言“刘家的儿子，谁敢要”。刘铁骑没有辩解，只是一有空就往刘继先家跑，挑水、种地、喂猪，把能干的活全干了。 准岳父看着他一身汗水，做事踏实诚恳，心里的防线慢慢松了，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婚后，刘铁骑更加努力工作，1975年调到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妻子也跟着他到了廊坊，在管道局医院当医生，两人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 刘铁骑始终没忘两个弟弟。二弟刘铁甲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后来去东北编箩筐，冰天雪地里手脚都冻坏了，刘铁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76年管道局内部招工，他立刻给弟弟报了名，帮刘铁甲谋得一份石油管道工人的工作，后来刘铁甲成了电工班班长，日子才算稳定下来。 他常跟弟弟们说：“父亲就是栽在了钱上，咱们这辈子，再穷也不能碰不该得的钱，要靠自己的手吃饭。”退休后，刘铁骑被一家企业聘为副总经理，依旧保持着低调的性子，从不提自己的身世，也从不搞特殊。 他从没抱怨过命运，也没想着为父亲翻案，只是凭着一股韧劲，靠实干把日子过好，把弟弟们拉扯大。他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孩子们都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有了稳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