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办了一个30多岁的女精神患者，然后1996年生下

1995年，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办了一个30多岁的女精神患者，然后1996年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人就是我。 ​我从记事起，家里最常见的是药瓶和欠条。户口本上父亲那一栏像祖辈的年纪，学校的人给我起外号，我装作听不见。回到家，还得把药磨碎拌到稀饭里，用勺子一口一口喂。 父亲叫李守业，村里人都喊他“老李头”，53岁那年经人介绍和母亲成了家。母亲娘家远，精神状况时好时坏，除了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太多事。我家那间土坯房，墙皮掉得斑驳，堂屋的八仙桌上总摆着三四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药片，瓶身的标签被磨得看不清字，那是母亲每天都离不开的药。桌肚里压着一沓泛黄的欠条，有的是向村里小卖部借盐油写的，有的是给母亲抓药打的借条，每张都歪歪扭扭写着父亲的名字，末尾按着他黝黑粗糙的指印。 我上小学时，书包是父亲用化肥袋改的，缝了三层布才勉强挺括。班里同学见我父亲来送学时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总在背后议论“他爷爷来送孙子了”，更有人编了顺口溜“野孩子，没娘教，爹是老头娘疯跑”。有次我忍不住和同学打了架，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父亲赶来时，手里还攥着没放下的锄头，裤腿沾满泥点。他没骂我，只是对着老师连连道歉，回家的路上才轻声说“娃，别人说啥咱别往心里去，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就没人敢小瞧咱”。 母亲的药得按时吃，还得磨碎了拌在饭里才肯咽。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药片倒在青石臼里，用石杵慢慢碾成粉，再舀一勺稀饭拌匀。母亲清醒时会乖乖张嘴，一勺一勺咽下去，还会用袖子擦我额头的汗；犯病时就会把头扭到一边，嘴里嘟囔着听不懂的话，甚至挥手打翻碗。有次稀饭洒了我一身，烫得我直跺脚，父亲正好从地里回来，赶紧给我换衣服，又重新给母亲冲药，他一边喂一边哄“娃他妈，吃药病就好，咱不闹”，母亲竟真的安静下来，乖乖把药喝了。 父亲这辈子没享过福，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种着三亩薄田，傍晚还要去村口砖窑厂搬砖，一搬就是半夜。他的手掌布满老茧，指关节肿得变形，冬天会裂出深深的口子，渗着血丝，却总舍不得买护手霜，只用灶台上的猪油抹一抹。他挣的钱，除了买粮食和母亲的药，全攒着给我交学费、买课本。有次学校要交资料费，我实在不忍心开口，父亲看出我的心思，第二天一早就揣着皱巴巴的钱回来，说是跟砖窑厂老板预支的工钱，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了这笔钱，连续加了三个夜班。 初中那年冬天，母亲病情加重，半夜跑出了家门。父亲和我顶着寒风找了半宿，最后在村外的桥洞下找到了她，她蜷缩在草堆里，怀里还抱着我小时候穿破的棉袄。父亲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母亲身上，背起她往家走，我跟在后面，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在雪地里一步步挪动，眼泪冻在脸上生疼。那之后，父亲再也不敢让母亲单独在家，下地时就把她锁在屋里，临走前总会把磨好的药放在桌上，反复叮嘱我“记得按时喂你娘吃药”。 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父亲高兴得放了一挂鞭炮，村里不少人来道贺，说老李头总算熬出头了。高中住校，我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去都发现父亲又瘦了点，母亲的精神却好了些。有次我无意间看到父亲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开销：“给娃交学费500，给娃他妈买药32，买盐2块……”最后一页写着“娃要考大学，再攒2万”。我攥着账本，眼泪忍不住掉下来，那一刻才明白，父亲用他苍老的肩膀，扛起了我和母亲的整个世界。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找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和母亲接到身边。我租了带阳台的房子，让母亲能晒太阳，还带她去大医院治疗，母亲的病情越来越稳定，已经能认出我，偶尔还会喊我的名字。父亲不用再下地、搬砖，每天只是带着母亲在小区里散步，给她读报纸，虽然母亲大多时候听不懂，却会笑着点头。 有人问我，会不会埋怨命运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从来不会。父亲用50多岁的年纪，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家；母亲虽然神志不清，却用她最纯粹的方式爱着我。那些药瓶和欠条，不是耻辱，而是亲情的见证，它们告诉我，真正的幸福不是家境富裕，而是有人愿意为你拼尽全力，有人无论好坏都对你不离不弃。这份跨越苦难的亲情，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