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人称人民公敌，75年快断气前几个小时念念不忘的不是宋美龄，不是蒋经国，不是蒋纬国，也不是他的哪个孙辈，更不是他的哪个幕僚，而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蒋介石临终前到底在想谁，坊间传闻不少。 若把时间拨回一九四九年，会发现一个细节：局势已经摇摇欲坠，他却一门心思盯着张伯苓。 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危急关头不去抓将军、幕僚，反倒三番五次找上一位老校长，这里多少能看出他的心虚。 张伯苓一八七六年生于天津，从小看惯乱局。 二十多岁时他打定主意，与其在官场里折腾，不如老老实实办学。 一九零四年，他在天津办起南开中学，教室简陋，学生一年年多起来。一九一九年，又创办南开大学，随后有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南开”成了一整套教育体系，不少年后在军界、政界、学界露面的名字，都出自这里。 南开是私立学校，没有国库托底。 钱从哪来，只能往社会上跑。张伯苓自称“化缘的老和尚”，背后是拉捐款、写求援信的辛苦。他在军阀、商人之间周旋，算计的是老师工资、学生饭钱，心里惦记的却是那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希望学生既有本事，也有公共心。 周恩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念完南开中学。 家里拮据，学费、宿费压力不小，张伯苓一了解，干脆全部免掉。 课后常把这个学生叫到家里，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端上贴饼子、熬小鱼。饭菜不讲排场，却让一个少年在乱世里觉得有人托底。很多年后，一句“老同学飞飞”，还要从信纸上悄悄冒出来。 一九三四年，华北局势紧绷，日军的企图遮不住了。 张伯苓公开表明抗日立场，南开学生在街头举起“勿忘国耻”的旗号。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炮轰南开大学，教学楼、宿舍楼顷刻成了瓦砾，三十年心血在硝烟里塌掉。张伯苓眼睛都红了，只挤出一句：“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校舍没了，人没散，他带着队伍转到重庆，在山城里重搭课堂。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南开中学在重庆办四十周年校庆，正赶上老校长寿辰。 操场上出现一幕画面：周恩来和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两位南开旧生，一左一右把张伯苓扶上滑杆，在众人面前抬了一圈。 有人顺口写下“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他继续担任校长，说要为南开再干十五年。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连续三次打电话，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还亲笔写信，提出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希望借他的声望撑一撑。 张伯苓惦记的还是南开的经费，复校后资金迟迟不到位，他指望这条路能让学校活得轻松些，干脆提了个条件：考试院长只干三个月，必须兼任南开校长。 蒋介石照单全收，人被迎到南京。 坐在那把官椅上的滋味并不好受。 该查的贪腐查不下去，该落实的教育拨款迟迟落不下来，张伯苓看在眼里，心里发凉，只丢下一句：“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呀。”不到一个月，他离开南京，回到天津，那次短暂的“高位”，成了看透旧政权的一面镜子。 此后他多半时间待在重庆，离权力中心远远的。 一九四九年，局势已到生死关口。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到张伯苓家里做工作，劝他一同赴台，连专机都安排妥当。张伯苓一边提出辞职，一边心里打鼓，不想离开故土，又怕新政权算账。 过了几天，蒋经国再来，话说得更直，只要肯走，什么条件都好谈。 屋外有飞机在等，屋里是犹豫，他这个前考试院长，一时间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送到手中。信很短，只写着一句：“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飞飞，是周恩来当年在南开用过的笔名，这个称呼外头人不一定懂，张伯苓一看就明白。 短短几个个字，既是劝留，也是担保：留下来不会被一刀切。他心里的秤砣终于落下，拒绝了蒋介石父子的好意，选择留在大陆，去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九五零年五月，周恩来安排飞机，把张伯苓夫妇从重庆接到北京。 几个月后，他提出想回天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天津方面，希望当地对老校长多加照顾。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到张家吊唁，在灵前静静鞠了一躬。 再往后，时间把很多争论冲淡。 一九八六年，教育委员会为张伯苓办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南开大学铸起他的铜像。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铜像迁入南开校园，他和夫人的骨灰安放在铜像后侧。 校园里树影摇动，新一代学生从像前匆匆走过，很少有人会想到，七五年台北病榻边那个被骂作“人民公敌”的老人，也许正是想着这位老校长，才感到心里稍微踏实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