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曾经对美国记者说：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应该好自为之。 那么，朱镕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多哈喜来登那晚灯火像一层薄霜贴在玻璃上，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会场里坐得满满当当。 十八时三十九分，大会主席卡迈勒敲下木槌，几分钟就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定了。前排的石广生、龙永图和代表团成员起身鼓掌，掌声听着脆，心里那口气却沉。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一百四十三个成员，这一天容易被记住，十五年的奔走却不肯乖乖退场。 把镜头扯回北京，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巴尔舍夫斯基率团抵达。十日上午十点半，石广生、龙永图与美方见面，谈市场准入的最后一程，桌上摊着电信、保险、汽车、音像这些硬骨头。 十一月十四日僵住，夜里美方离席就“玩消失”，外交渠道联系不上，美驻华使馆转来转去也无果，王府酒店的电话打过去同样找不到人，像故意让空气变冷。 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四点，美方又回到谈判桌，开口就要把这些年形成的五百多页协议逐字校对，严到每个标点。 清晨六点、七点，龙永图两次打电话到朱镕基办公室，想把一个判断送上去：对方是真的想签。 九点多朱镕基回电，确认美方意愿后说信得过判断，还要再向中央请示。 朱镕基本在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途同钱其琛、吴仪赶到谈判一线，面对面就讲不满：忽然消失又不辞而别，谈判谈得像捉迷藏，这算不算严肃。 随后朱镕基亲自同巴尔舍夫斯基谈，双方亮底牌，下午四点签下双边协议，两年后入世的大门才真正推开。这场长跑的起点并不在九十年代。一九四七年，中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二十三个创始缔约国之一。 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当局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席位问题翻了篇。 一九八六年，中国递交恢复缔约国席位申请书，同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中国作为全面参加方也上了场。那一年七月，北大硕士毕业生王磊进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关系司二处，开始围着一份备忘录熬夜。 那份《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从一九八五年起草，打印出来二十来页，七易其稿，耗时两年才定。 王磊说那像一张自家户口本，经济贸易制度的枝枝叶叶都得写清楚。 一九八七年二月，备忘录提交到秘书处，三月中国工作组成立。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自由报名，最后三十七个国家进组。接着就是审议与答疑，问得细，问得碎，拖到一九九二年才算告一段落。 首任谈判代表沈觉人从一九八六年干到一九九一年，他提过一个尴尬：中方常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方听不懂，沟通卡住。 实在没办法，他私下解释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对方才点头。那会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没提出，代表团里有人嘀咕他胆子大。 去答疑前，他爱笑着说一句：走，给他们上课去。 笑归笑，脑子里装的都是条款和底线。中美双边谈判最磨人。早期美国出于经济和政治考量态度还算积极，进入九十年代局势一变就停顿，恢复后基本立场变冷，进展反复。 佟志广用过一个比喻：美国像被惯坏的孩子，理发时坐不住，老动弹，你得用很大力气按住。 王磊也说中美谈判最费力气。有西方经济学家评价，这是一场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极难的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罕见。李岚清看中龙永图的英文，是一九九一年前后一次偶然，话说得直：需要能用英文跟人吵架的人。 龙永图讲谈判里有国家尊严，中方要打态度战，把对方盛气压下去。 肉类检疫谈判里，美方嫌检查麻烦，还出言侮辱中国肉品，龙永图当场请对方离开办公室：条件可以谈，脸面不能踩。 斯珀林在谈判末段连说六个“永远”，说按中方条件永远进不了世贸，石广生啪地一声拍桌子，提醒对方脚下是中国领土，中国受人摆布的时代过去了。 美方在桌上常玩“滚动式要价”，眼看接近一致又冒出新条件，签过的文件也可能被推翻。 王磊把最大难点指向最惠国待遇。 没有它，出口到美国的货要交百分之几百的税，等于出不了门；有了它，税率只是百分之几。 美国给过最惠国待遇却一年一审，企业心里七上八下。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成员国间无条件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提出要把不确定变成稳定，美国却说牵涉修改法律，还搬出对“共产党国家”做生意的限制。入世后美国国会修改法律，把最惠国待遇改成永久性，杂音仍不断。 王磊留着两张照片，一九八八年在日内瓦使团门前的年轻脸，二零一八年重回旧址站在同一位置，笑意很淡又很硬。 那条跑道没消失，只是换了脚步声。 后来在入世二十年相关研讨会上，七十八岁的龙永图还提过两点：承诺市场化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诺开放时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话说得慢，眼神却亮。会场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椅子轻轻响。灯还没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