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最高军事机密，死死锁住。前线，一个弟兄腿上划了道口子

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最高军事机密，死死锁住。前线，一个弟兄腿上划了道口子，三天后，伤口发红流脓，人烧得滚烫说胡话。没有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断气。后方，一个工人被机器擦破了皮，也就那么点小伤，最后也因为感染，人没了。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中央防疫处的汤飞凡，看着一份份死亡报告，眼眶发红。他一把拉住来访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一字一句地说：“我有个办法！” 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正苦，中国战场上大量伤员因为感染性败血症直接丢命。青霉素在英国1940年左右就有了初步临床试验结果，到1941年美国加入开发后，盟军直接把这东西当成战略物资，技术细节、菌种、生产方法全部列为最高机密，对外完全不开放。连英国自己国内的医院都很难拿到足够剂量，更别说出口到中国了。国民党政府当时通过各种渠道想搞到青霉素，都碰壁。战场上磺胺类药物用得最多，可磺胺对很多革兰氏阳性菌效果一般，败血症还是死一大片。 汤飞凡当时在昆明主持中央防疫处。这地方条件差到不行，实验室就是几间土坯房加茅草顶，缺水缺电，冬天冷夏天热，连基本的恒温设备都没有。可他看到前线后方天天因为小伤口感染死人的报告，实在坐不住了。1941年秋天，李约瑟来昆明考察战时中国科学状况，汤飞凡抓住机会跟他见面，直接表明态度要自己搞青霉素。李约瑟当时没怎么表态，因为他清楚西方封锁有多严，中国当时连像样的发酵设备都没有，成功概率低得吓人。 汤飞凡没管这些。他带着二十来个人的小团队就开始干。最先卡住的是菌种。青霉素来自青霉菌，不是随便哪株绿霉都行，得产毒力强的菌株。团队就满昆明城找，发霉的橘子皮、墙角霉斑、垃圾堆里的烂馒头、旧鞋子上的霉点，能见绿毛的全收回来。培养基用土办法配，土豆、玉米面、豆渣凑合着用。没有摇床就人手摇瓶子，三班倒，一天24小时不能停。失败次数多得数不过来，培养液要么长满杂菌，要么什么活性都没有，一清见底。 1944年春天，汤飞凡从一双从北平旧货市场买来的破皮鞋里分离出一株帚状霉菌。这株菌在培养皿里长出明显的抑菌圈，证明能产青霉素。团队反复纯化、选育，挑出产量最好的那几株。接下来是放大生产，瓦罐当发酵罐，普通铁锅做灭菌锅，提纯靠手工过滤加溶剂萃取。整个过程土得掉渣，但就是靠这些办法，1944年9月5日，第一批国产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做出来了，总共5瓶，每瓶5000单位。东西送去重庆检验，又寄了两瓶给英美那边鉴定，都确认有效。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叫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给的小型设备，加上战后救济物资，1947年初建起中国第一个抗生素车间。1948年能稳定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质量跟进口货差不多，供应医院和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这机构变成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当所长。他牵头建了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制定了全国第一套生物制品规范。五十年代初，他组织团队批量生产鼠疫疫苗、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还搞出了黄热病减毒活疫苗。1955年，他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加链霉素的方法，第一次从人眼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成了国际上公认的沙眼病原体发现者。1957年他把分离株接种自己眼睛，观察了四十多天，证明了致病性。 汤飞凡一辈子都在做这些事，从湘雅到哈佛，再到昆明北平，条件再差也没停过手。1958年9月30日，他在北京家里结束了自己61岁的生命。1979年卫生部给他平反，开了追悼会，恢复名誉。1992年中国发行科学家纪念邮票，把他列进去。李约瑟后来写信，说他是预防医学里一个特别顽强的战士。 说到底，汤飞凡那一代人就是在那种极端封锁和极端困难的环境里，硬生生把青霉素给搞出来了。没有进口菌种，没有先进设备，没有足够经费，就靠一帮人一株一株筛选，一瓶一瓶试制。不是什么传奇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在最没条件的时候，非要自己掌握救命技术的最直接写照。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被卡脖子，他们就用最土的办法把脖子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