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有关部门邀请外国数学家门德尔逊来华讲学。不料他却大为吃惊，反问道：“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吗？为何请我来班门弄斧？”在场领导瞬间一脸懵逼，陆家羲？有这号人物吗？ 1983年的北京，门德尔逊刚下飞机，会议室里几张桌子拼成一排，领导们和翻译聊着，流程都安排得很细。 门德尔逊人高马大，刚坐下，听到翻译客气地说“欢迎您来中国讲学”，他没有立刻答谢，只是顺手理了理桌上的资料，语气很自然地抛出这样一句话。 气氛忽然停住了，几个领导面面相觑，有人低声问身边同事：“陆家羲？这人是谁？哪个大学的？” 没人能答上来，场面一时有些尴尬，其实门德尔逊心里真不是在客套，就在不久前，他收到一份论文，作者叫陆家羲，落款是“包头市第九中学”。 他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投稿，结果越看越吃惊，论文里那些复杂的推理、密密麻麻的演算，完全是世界级的水平，门德尔逊当时就在办公室里琢磨，怎么会有个中国中学老师，能把百年难题给解决了？他甚至专门写了封信给同行：“这人你们了解吗？我觉得他做的工作，二十年没人做到。” 而这边的陆家羲，正在包头的家里批作业，他穿的中山装洗得发白，手上还有粉笔灰，讲台上讲课，课后收拾学生扔下的草稿纸，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家里。 他的桌子是旧门板搭的，椅子是邻居送的旧货，生活粗糙，但他对数学的执着没变过。 其实早在1965年，他第一次把“寇克曼女生问题”写成论文，投给了国内刊物，那时候他还年轻，没想到稿子压了几年都没消息，最后连个回信都没有，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中学老师，没人信你能解决世界难题。”他听了只是摇头，没再多说。 这些年，家里条件也没什么起色，工资不高，家里孩子上学开销大，买纸都要省着用，他就把学生用过的草稿纸捡起来，把空白一面留着演算。 家属楼的邻居有时见他晚上还亮着灯，都觉得他是闲不住，其实陆家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推出来，哪怕没人看得上，也是我自己的东西。” 1970年代末，他又盯上了“斯坦纳三元系大集”，每天日子过得像老钟表：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深夜演算，家里没什么像样的书桌，他有时就蹲在地上，把坐标纸铺开，用圆规在灯下画图。 手酸了，就用热水泡泡；牙疼了，咬着毛巾忍一忍，妻子看不下去，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再想一会，马上就好了。” 转机出现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陆家羲鼓起勇气，把厚厚一沓手稿塞到朱烈教授手里，朱烈本不信，一个中学老师能写什么东西？可翻了几页，神色变了，第二天把他叫到办公室：“你这些推理，哪儿学的？” “自己琢磨的。”陆家羲只说了这几个字，朱烈没多说什么，直接帮他把论文推荐给了国际顶级杂志。 1981年，陆家羲的论文登上了《组合论杂志》，一共一百页，世界数学界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个名字。 包头九中没什么特别反应，校长只是叫他去领了一封外文信件，那天外面刮着风，他骑自行车去邮局，手冻得通红，拆开信封时儿子在旁边问：“爸，这啥？” “是外国人来信。” “你要去外国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我还得上课呢。” 他没把这事当成什么大新闻，依旧每天照常教物理，批作业，家里还是那口老锅、那盏昏黄的灯，学校里有老师劝他：“老陆，别总盯着那些没用的东西，踏实点。” 他笑笑，没回嘴，夜里还是拿着草稿纸算公式，算不出来就再多熬一会。 1983年，全国数学年会在武汉开，陆家羲作为唯一的中学老师被请去做报告，会场上，底下全是大学教授，没人把他当回事。 直到他在黑板上推导出国际难题的完整证明，底下先是安静，接着全场爆发出掌声，有人小声说：“原来真行啊。”陈景润也在台下，听完后直接鼓掌，带了头，才有了后面的热烈气氛。 回家后没几天，陆家羲的身体就彻底垮了，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连牙疼都舍不得治，1983年10月31日凌晨，他在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再也没醒过来，妻子发现时，他手里还攥着没算完的草稿纸。 葬礼办得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同行和学校的朋友， 六年后，他的成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妻子穿着他的旧中山装去北京领奖。 人民大会堂里她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捧着奖状，低声说：“老陆，你该看看了。” 再说回那年北京的会议室，门德尔逊盯着桌上的名单，语气里带着点不解和惋惜，他说的那句“你们不是有陆家羲吗”，其实不是客套，是由衷地震惊。 他没想到，这样的世界级成果，居然是在中国一所普通中学的老师手里做出来的，却没有被自己国家的同行所熟知。 陆家羲一辈子没出过国门，甚至没离开过包头太远，他的成就震动世界，却在自己家门口差点被埋没，最后大家才明白，所谓“班门弄斧”的，并不是外来的门德尔逊，而是我们自己。 有些天分，哪怕沉默，也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发光，陆家羲走了，但他的名字和公式，早就刻进了世界数学的版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