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天的傍晚，外婆在楼下听到二楼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她上楼推开外孙女的房门，看见12岁的许诺面朝下趴在地上。老人一边念叨“怎么睡在这儿”，一边去扶，手碰到孩子脸颊时，心凉了半截——孩子的脸是青紫色的。 床头柜上，一个白色药瓶倒在那里。那是外婆治心脏病的药，一瓶刚开封、整整一百粒。药瓶旁边，有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字迹歪歪扭扭：“我好累，我不想醒过来了。我想死，妈妈对不起，日复一日的学习，好累好累，一直不会写的英语单词。” 妈妈马繁星接到家里电话时，只听说“赶紧回来”。路上各种不祥的预感往脑子里涌，但看到女儿真的躺在一楼地上、脸上盖着毛巾时，她的世界还是塌了。就在那天中午，女儿还给她打过电话。马繁星因为阑尾炎在外地住院，孩子在电话里叮嘱她：“妈妈你要注意身体，心态要好。” 她问女儿肠胃还难不难受，孩子乖巧地回答：“不难受了。” 声音听不出任何异常。 现在她抱着女儿逐渐冰冷的身体，哭都哭不出声。眼泪是后来才涌出来的，止不住地流。她疯了一样翻找女儿生前的一切痕迹。在女儿二楼的房间里，墙上贴着“优秀少先队员”奖状，桌上摆着孩子咧嘴笑的照片，面前还放着没喝完的AD钙奶——那是孩子最爱喝的。 这个2012年中秋节后一天出生的女孩，从小被全家人捧在手心，每年要过两个生日。父母离婚后，双方都没有再婚，没有其他孩子，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她会在妈妈也发烧时，回家第一件事是找药、端水让妈妈先吃。就是这样一个贴心的孩子，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离开。 那张遗书被她攥在手里，看了无数遍。除了“不会写的英语单词”，还有两句更刺眼的话：“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的办公室”和“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 “办公室”成了她恐惧的地方。而“嘲笑胖”三个字，成了罗生门的开始——妈妈认为是指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学校则认为是指在家被家人嘲笑。无论真相如何，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每个相关人的心里。 马繁星把矛头指向了学校和英语老师。她起诉了小学和英语老师赵言，说女儿长期被侮辱、被体罚，学校没尽到责任。 老师赵言，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接到班主任电话的。对方问她记不记得班里一个叫许诺的小孩，她愣了一分钟才想起。开学不到一个月，她对这个转学来的学生才刚刚熟悉。当听到孩子去世前写了“英语难”时，她说“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心里”。 赵言是定向师范生，还拿过镇优秀教师奖。她感到委屈。她说自己从未单独叫许诺来办公室，每次都是叫好几个同学一起，开学以来一共就叫过她三四次，主要是花几分钟辅导作业。她否认有罚抄、罚站，说只是让学生“选择”抄写来加深记忆。 “刚开学，不可能学生一有问题就联系家长，”赵言解释，“我们会先与学生沟通。如果学生态度好，我们会给予机会和时间。” 学校的张主任也说，孩子在学校表现活泼开朗，见面总是笑眯眯地用英语打招呼。 可孩子的内心，大人真的看见了吗？那份“活泼开朗”，会不会只是她穿给世界看的外衣？ 2025年10月30日，当地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马繁星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老师任教时间短，叫学生到办公室沟通辅导属于正常教学管理。孩子自杀发生在家中，时间空间都与学校行为无直接关联。法院指出，导致孩子自杀的因素是多元的——学业压力、被“嘲笑”的心理压力，都在起作用。 法律的判决基于证据和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情感的伤口不会因此愈合。 赵言最终离开了那所小学。她说：“我再也不额外辅导学生了，该我做的我一丝一毫不会少，但额外的工作我一丝一毫不会多。” 离开那天，她什么私人物品都没带，“电脑我都不要了”。 马繁星搬进了城里的单身公寓，每天躺在床上翻看女儿的照片。她始终在问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对你的关心还不够？你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是我还不知道的？” 每次回那个家，外公外婆总会下意识抬头望向二楼的窗户。仿佛下一秒，外孙女的笑脸就会从窗口探出来，像以前一样。 一个孩子的崩溃，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无数细小的压力尘埃，一天天堆积，最后成了一座她翻不过去的山。 许诺的遗言里，那句“妈妈，对不起”，或许藏着最深的痛——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不好”（学不会、胖），让最爱的人失望了。她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想被爱，又太害怕让人失望。 就在不久前，国家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到2030年，中小学要100%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学年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讲座。文件强调，要推进“家校共育”。 政策在努力跟上现实的紧迫性。但那个总是叮嘱妈妈注意身体、想照顾外婆和妈妈、会给孤独同学多要一份礼物的12岁女孩，再也回不来了。 药瓶空了。遗书留下了。大人们的争论还在继续。而那个秋天傍晚的抉择，成了永远解不开的结。我们追问责任，或许不仅仅是为了界定过去谁对谁错，更是为了看清，未来如何能接住下一个正在无声坠落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