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因张灵甫战败负重要责任的李天霞，在临沂师部被逮捕，并押送至南京候审，李天霞的长官极力为他开脱，最后李只被处以“撤职查办”的处罚，没过多久就被释放，一年之后还升任军长。 李天霞的早期教育背景为他的军事生涯奠定基础。在中西公学和市北公学求学期间，他接触基础知识，这为进入军校提供准备。黄埔军校训练强调纪律与战术，他与其他学员一同接受严格操练。北伐时期，他随军推进，经历多次战役，积累实战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角色转向后勤补充，确保部队兵员充足。这段时期，他参与多项任务，显示出组织能力。1945年后，整编83师的组建涉及部队重组，他负责整合资源，维持战斗序列。他的晋升轨迹与国民党军内黄埔派系密切相关，许多同期学员成为其盟友。 抗日战争中，李天霞的贡献主要在后方支持。74军作为主力部队，他补充团提供新兵来源，帮助恢复战力。上高会战是关键一役，他的师级单位协调行动，阻挡日军进攻路线。战后，他获得晋升，反映出军内对经验军官的需求。驻守山东时，整编83师执行巡逻与镇压任务，应对地方动荡。他的职务变动体现国民党军队的层级结构，从团长到师长，需要处理人事与补给问题。这段经历让他熟悉军内运作机制，为后期事件埋下伏笔。 1947年5月，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张灵甫阵亡。国民党高层追究责任，李天霞作为邻近部队指挥官，被指责未提供有效支援。他的整编83师驻守临沂，与战场相邻，本应形成侧翼掩护。战役期间，他仅派出少量兵力，使用伪装番号，实际仅一连队，无法突破阻击线。这导致74师孤立无援，加速败局。战役后三天，南京下令逮捕，李天霞在临沂师部被宪兵带走，押送南京军法机关。途中命令允许就地处置反抗行为。 逮捕事件源于蒋介石对败战的震怒。他责问援军迟缓原因，军法部门调查重点指向李天霞。整编83师的部署本可支援孟良崮方向，但李天霞的行动有限，仅象征性出兵。派出的连队在复杂地形中推进受阻，未与74师汇合。这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协调问题，派系利益影响指挥决策。押送过程中，宪兵执行严格警戒，李天霞被关押南京牢房，接受审讯。审讯焦点在于支援不力的客观原因，如地形与补给限制。 高级将领介入改变事态。汤恩伯与顾祝同等人求情，解释李天霞并非故意怠慢，而是受战场条件制约。强行增援可能造成更大损失，他们通过电报与会见影响高层。这些努力使案件从军法审判转为内部处理。不到一个月，判决仅为撤职查办，无刑事追究。李天霞获释，军内对此反应强烈，许多官兵对比张灵甫的牺牲，质疑处理公平性。这起事件凸显国民党军纪执行的灵活性，人情因素往往凌驾于法规之上。 李天霞的开脱过程涉及多层关系网络。长官们的求情基于派系纽带，黄埔系内部互保常见。蒋介石听取意见后，调整处置力度，避免内部矛盾激化。撤职查办作为温和处罚，允许李天霞保留军籍。释放后，他暂无职务，军中传闻其通过私人渠道活动。这反映了1947年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生态，战败责任往往分散到生者，而非彻底追究。事件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调整部署，试图稳定防线。 孟良崮战役的失败对国民党整体战略产生影响。张灵甫部队覆灭削弱了华东战力，李天霞的责任虽被认定，但未导致连锁惩处。军法机关的调查报告列出地形复杂等因素，作为减轻情节。顾祝同等人的干预基于实战经验，他们论证增援难度，避免了更严厉判决。这段过程显示国民党高层在战时人事处理的权衡，优先考虑部队稳定性。释放消息在军内流传，引发私下议论，许多人视其为走过场。 判决后，李天霞在南京低调居住，避免参与军事活动。1948年，他获重新任命，担任整编73军军长，兼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这项人事变动通过内部通报，未公开宣传。国民党军此时面临多线压力，需要经验军官复出。李天霞的复职基于其战场资历，尽管声誉受损。移驻江苏南通后，他负责当地防务，处理巡逻与补给事务。部队规模有限，未涉及主力作战。 复出后的李天霞职位多为辅助性质。第一绥靖区覆盖江苏部分地区，他协调地方部队，维护秩序。1948年战局恶化，国民党军队收缩防线，他的军长职务帮助稳定后方。兼职副司令官让他参与区域规划，但未掌握核心权力。这反映了国民党在人事安排上的实用主义，失职者若有利用价值，仍可启用。到1949年前后，随着战事变化，他的角色渐趋边缘化，部队逐步解散。 南通防务期间，李天霞执行常规任务，如河岸巡逻与仓库管理。国民党军内资源紧张，他需应对补给短缺问题。这段时期未发生大规模冲突，他的军职维持到战局尾声。淡出军界后，李天霞的经历成为国民党军官命运的典型案例，战功与失责并存，体制允许一定弹性。整个过程从逮捕到复职，仅一年时间，体现了那个时代军内逻辑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