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说：“父亲先离开，和母亲先离开是不一样的。”父亲走了，只是没有了顶梁柱；可是如果母亲走了，家就不成家了。 这句话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却是他活过大半生，从回忆深处品出的真切滋味。 在梁晓声的记忆里，父母的分工向来清晰。 父亲是建筑工人，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被派往西北、西南那些遥远的地方支援建设。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对于童年的梁晓声而言，父亲像个“影子英雄”：是一个名字，是每月准时寄到的汇款单，是探亲时，那个高大却略带陌生的身影，更是一种宁折不弯的骨气。正是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用肩膀扛起了那座破旧大杂院里，一家七口的全部生计。 而母亲，就是家本身。 母亲不识字，却格外敬重文化。她会把听来的老戏、老故事，像《包公传》那样，讲得活灵活现，成为孩子们最早的文化启蒙。她教孩子做人，用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融进日常点滴的、实实在在的“爱的教育”。 最艰难的时候，一口吃的就是命。梁晓声始终忘不了，有一年家里好不容易弄了点面，做了一锅疙瘩汤。刚端上桌，门口就来了位讨饭的老人。母亲搬来凳子请老人坐下，转身就把自己那碗递了过去，自己则空着肚子坐在一旁。 因此，父亲是把房子立起来的人，母亲则是把房子填满生活、填满温度的人。这两种角色，共同撑起了一个完整的家。 直到父母真正离去，这两种不同的“失去”，才让人痛得如此分明。 父亲年老时，曾在北京当过一阵群众演员，因为一把好胡子很上镜。老爷子做事认真，连孙子问他“睡觉时，胡子放被子里还是被子外”都能琢磨半天。 父亲走时，梁晓声心里空了一大块，仿佛精神的依靠塌了一角。他戴着黑纱，摘了又戴，戴了又摘，始终无法与那种“再也见不到了”的茫然和解。 而母亲走时，却是另一种感受。老太太生病，怕儿子担心，一直瞒着没说。等他匆忙赶回家，见到的已是棺木。那一刻，真是“天塌了”。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头撞上去，随母亲一起走了算了。 这两种痛楚的对比，让他对“家”的结构，有了最残酷也最清醒的体会：父亲走了，家像是房梁歪斜，出现了裂痕；母亲一走，家却直接散了。从此，老家成了地图上一个地名，兄弟姐妹变成逢年过节才相见的亲戚，往日的热闹与温暖，都被锁进再也打不开的记忆里。 明白了这一点，梁晓声也明白了什么叫“责任”。 他在母亲病榻前答应过，会照顾好从小有病的哥哥。给母亲办完丧事的第二天，他就把哥哥接来与自己同住。他说自己晚年的计划从未改变：陪着老哥哥，一起走到最后。 人活着，往往就是为了一份又一份的责任。母亲不在了，接过她留下的担子，把它延续下去，或许就是子女对家最后的、也是最坚实的守护。 所以，梁晓声这话，丝毫没有看轻父亲的意思。他只是道出了一个家的两种构成：父亲是盖房子的人，他用气力与担当，把家立在这世上；而母亲，是让房子成为家的人，她用三餐、灯火、叮咛和全部的爱，把房屋变成“家”。 前者不在了，房子会旧、会漏风漏雨，但框架还在，修修补补尚可栖身。后者不在了，房子就真的只是房子了，冷冷清清，再也没有等待你的那盏灯。 而这盏灯，正是家的灵魂。灯在，家就在。那盏灯照亮的，不只是归途，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全部来路。 信息来源： 百度百科|梁晓声 文|知又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