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五十六岁的张学良坐在台北北投的幽居中，厚重的棉袍掩去了当年“少帅”的戎装锐气，双手交叠的姿态透着沉敛，目光却落向身旁的收音机，像要透过电波钻破这方封闭的天地。 对此时的他而言，这台收音机是“唯一的墙外通道”：天线高高竖起，接收着岛内外的新闻与广播——据史料记载，他常通过收音机关注大陆的局势、国际时事，甚至家乡东北的民间消息。而这台设备的存在，也是国民党当局对他“有限宽松”的体现，虽被幽禁，但允许保留收音设备，部分时段会被限制接收特定频段。 曾经在东北军帐指挥数十万兵马、在西安城头以兵谏撬动历史的人，此时的生活已被简化为读明史、种兰花、养信鸽，与收音机里的电波声作伴。1957年的他，距“西安事变”已过去21年，距被押解至台湾也已10年，当年的轻狂彻底被岁月磨成了沧桑，眼神里少了少年得志的锋芒，多了对命运的淡然，却也藏着对墙外世界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