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而说出这句自诩歉疚的话语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高伯龙，我国激光陀螺的奠基人。 听到这话，谁能不心头一震？这哪里是“有罪”，分明是一位国之脊梁最纯粹的赤诚与担当！要知道，他口中的“搞成这样”，是从零开始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7项空白，是让中国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技术的国家，是为我国国防事业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光盾”。 这份“歉疚”，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戳人心窝，也让我们看清了真正的科学家，从来都把国家的投入看得比生命还重。1975年，已近半百的高伯龙被迫放弃深耕多年的理论物理研究，转而投身激光陀螺研制——这个当时被国外严密封锁、国内一片空白的领域。 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转行，而是要推倒重来的挑战。可国家需要，他便毫无怨言地接下了这副重担。没有图纸参考，没有设备支撑，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要从头摸索，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二十余年。 夏天没有空调，他穿件背心在高温下反复调试仪器，汗水浸透衣衫也浑然不觉；冬天寒气刺骨，他裹着旧大衣守在实验机旁，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数据波动。严重的哮喘让他对冷空气格外敏感，常常喘得说不出话，却从没想过停下。 最难的是核心技术攻关，激光陀螺对光学精度要求极高，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实验失败。为了突破“闭锁效应”这一关键难题，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翻阅无数文献，做了上千次实验，笔记本堆得比人还高，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 有人说他“轴”，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北京有单位请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别人都走个形式，他却抛出一连串尖锐问题，搞得主办方下不来台，直言“以后不请他了”；国际会议上，看到主办方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当场直言不讳批评，自己拿个小碗夹点菜到一边吃，连会议发的唐三彩纪念品都坚决退回。 可这份“轴”，恰恰是科研人最宝贵的品质——对学术不妥协，对原则不让步。他教学生从不搞虚的，交给的课题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硬骨头，以至于有专家参加他学生的硕士答辩，竟误以为是博士生论文。 20年光阴，他从青丝熬到白发，从壮年走到暮年，终于换来了沉甸甸的成果。1978年，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成功问世；1984年，某型环形激光器实验室样机研制成功；1994年，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通过鉴定，我国终于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陀螺技术。 更了不起的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研制的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精度达到当时全国第一，彻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这些成果背后，是他放弃了无数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是他拖着病体坚守岗位的执着，是他把个人荣辱完全抛在脑后的家国情怀。 可即便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依然觉得“做得不够好”。那句“我是有罪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一代科学家对国家的赤诚告白——他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快一点，可以更省一点，可以让国家的科技实力再强一点。 反观当下，有些人为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为了一点利益就投机取巧，对比高伯龙院士的谦逊与坚守，怎能不让人动容？2017年，高伯龙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 他一生清贫，衣服就那么几套，秋冬裹着的棉大衣穿了多年也舍不得换，可他留给国家的，是价值连城的科研成果，是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他用一生践行了“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的誓言。 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民族脊梁，从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炫耀的人，而是默默扎根土壤，为国家撑起一片天的人。高伯龙的“罪”，是对国家的“忠”，是对科学的“敬”，是对人民的“爱”。这种“罪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与敬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